记者
李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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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晚间，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和红杉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抖音进行了一场历时一小时的线上对话。两位顶级投资人对资产配置、投资策略和机构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沈南鹏是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瑞·达利欧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公司的创始人，管理着亿美元的资产，他的畅销书《原则》曾在亚马逊排名第一。
其中沈南鹏重点谈了创投机构的组织建设问题。他认为，投资机构要想有效适应环境，应该向顶级科技公司的组织架构靠拢，即拥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决策机制。在他看来，机构管理者应该鼓励年轻投资人基于自身兴趣发展技能，如果迫使一个投资人去做自己认为无聊的事情，就不会成功。
而达利欧则分享了他对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下投资趋势的看法，以及多年来积累的投资经验。
以下为对话摘要：
关于滞胀下的资产配置
沈南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大大扩张，年是1万亿美元，年是4万亿美元，年是9万亿美元，短短一年内就创造了5万亿美元。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央行，都在急剧地提高利率。同时还发生了地缘*治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
所有这些情况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生。你认为金融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达利欧：我喜欢以机制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已经发生的情况是货币不够，印钞增加，这导致货币的价值相对于商品和服务下降，通胀率上升。通胀率上升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民众拥有的实际财富减少。在我们思考什么是安全的投资时，人们认为是持有现金，或是持有安全的*府债券。
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扩大生产，而不是通过印钱和提供信贷，因为信贷总是要偿还的。一个人的债务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所以必须设定好二者的平衡，否则就会出问题。我们曾经处于这样的形势中，目前依然处于其中，那些持有债务工具的贷款人将会遭受很严重的损失。滞胀机制将会造成其必然的影响。
沈南鹏：基于我们刚刚讨论的经济趋势和条件，你对未来的投资策略有何建议？
达利欧：在全球来说，现金投资，换言之，短期或更长期的*府债券和一般债券，将带来负的实际收益，即经通胀调整后的收益。因此这些资产不适合持有。
应该拥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我们有一种策略，称为“全天候策略”，其基础是平衡不同的资产类别，因为财富会在一些地方缩水，在另一些地方增长。例如，在通胀环境中，你持有大宗商品、*金等抗通胀资产，这将抵消其他资产的负收益。
所以，第一，不要只持有现金等资产；第二，进行合理的多元化，以创造出平衡的局面；第三，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全球投资者，要在不同的地方、国家和产业之间进行多元化投资。
沈南鹏：有什么主要类别，全球投资者应当持有？
达利欧：四个象限，两个主要变量。这两个主要变量是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会上升，也会下降。给每一个象限分配25%的风险，然后联想在每个象限，你希望拥有什么资产。
假如增长率比预计的快，即第一象限，你应该要拥有股权和信用差价，因为当这种条件存在时，信用差价下跌，股权上涨，这将是你想要看到的情况。如果在另一个象限，增长率下降，这时你应该拥有抗通胀的资产，通常是高质量的债券。如果你在右上方的象限，如果通货膨胀高于预期，这时你应该拥有经通胀调整后的资产，比如大宗商品、*金、通胀挂钩债券等。在通胀较低的象限，你要进行同样的权衡。
这样的象限是一种对如何实现平衡的指引。投资人应该对这些因素进行风险平衡。这只是开始，一旦你拥有平衡，你要经营这种平衡。这意味着不管发生什么，你的风险是受控的，这是由平衡的性质决定的。然后你根据环境变化采取战术行动。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适用。
沈南鹏：如果想要进行很好的多元化投资，除中美之外，你会选择的第三个国家或地区是什么？
达利欧：我会考察三个因素。第一，这个国家是否财*稳定，即收入多于支出、拥有很好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第二，这个国家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混乱或失序的内部冲突；第三，这个国家是否存在外部战争风险或者类似的混乱因素。
通常我要选择的国家符合这些条件，比如在发展技术等方面。东盟国家，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印度，中东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展，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布扎比等地，因为它们拥有财*资源，在内部冲突方面的情况也在改变。
达利欧：你是否发现，当存在大量流动性时，购买资产是代价高昂的？你是否认为流动性的减少正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像对世界各地科技公司的影响一样？
沈南鹏：事实上，在过去五年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流动性，不仅仅在中国市场，也在世界各地，尤其在科技领域。
因为这一点，投资者发现企业估值变得越来越昂贵，同时企业也得到了甚至多于其本来需要的资金，这也让竞争变得更激烈了。
最近的6-9个月里，全球科技行业趋向平和。我们首次看到，投资者在实际投资私人企业时能得到更合理的估值。坦率地说，科技公司自身之间的竞争因此变得更理性了。我希望这能带来更健康的环境，不仅有利于科技创新，而且有利于投资者。
如何管理好一家顶尖投资机构？
达利欧：投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打造投资团队，领导力和团队建设最关键的方面是什么？
沈南鹏：我认为以下这些对公司管理者来说很重要：
第一，他本人要有强烈的愿望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
第二，投资需要整个团队共同学习。
第三，要在内部建立强大的数据IT能力，强大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背后会运用到很多技术和工具，让投资人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
最后，我们作为一个平台，应该很好地鼓励年轻投资人基于自身兴趣发展技能，这就像艺术家需要做自己真正感兴趣、有灵感的事；如果迫使一个人去做事，或者训练他做自己认为无聊的事，他是不会成功的。
你谈到了沟通，这是打造企业内部文化的关键要素。考虑到过去两年半里的新冠肺炎疫情，机构的业务目前主要是通过像现在这样的视频沟通，而不是当面会议。你觉得这样的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达利欧：有好有坏。好处是沟通不再受形式的局限，有一定的自由，一定的效率等；坏处是没有了那种温暖的人际互动。我们应对这一点的做法是，要求每周两天员工进入办公室，这两天聚焦于员工之间的互动。
如何适应技术和市场的新变化？
达利欧：科技变化以太快的速度发生，你如何保持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换言之，当你不了解一个新技术时，你如何做出投资？
沈南鹏：这也是一个我们每天自问的问题。回答是，我们必须让自己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市场。我们需要经历陡峭的学习曲线，学习如何理解新的科技。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这么做，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正如你所建议的，我也认为在投资领域下一个十年会与上一个十年大为不同，对我们来说，以前有效的东西，在新时代将很可能不再有效。如果想有效地适应环境，我们就应该拥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以及一种有效的决策机制。这与我们一些最成功的被投科技公司的组织架构很相似。
同时，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始终如一的策略，对市场要有长远视野。技术市场起起落落，但我们应该相信科技创新的潜力，比如新能源领域、合成生物学、生物科技等领域。在艰难时期，我们更要保持敏锐，保持信心继续投资，继续帮助创业者探索如何穿越障碍。
最后，需要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个人对科技新趋势很感兴趣。当我阅读团队的行研报告和参加讨论时，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研究一个新的科学或工程学课题。理工科训练的背景，对我们的业务和投资是很有帮助的。我很喜欢这种学习的过程，也充满好奇心地去寻找答案，就像你通过数据和事实来寻找答案一样。
我们都在适应这种新环境。当你考察新型市场及其机会时，你会亲自拜访一些国家吗？你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你依赖什么样的数据和信息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达利欧：有三点：数据、亲自拜访以及与该领域最好的专家沟通。
我做全球宏观投资者已有50多年了。当然，通过数据等因素，我能就一个地方怎么样得到很多信息，但那还不够，还有就是与像你这样的、能去实地进行考察的人多沟通，这是了解当地情况的一个很快的途径。此外，我们确实也需要直接考察。
沈南鹏：我知道你正在打造一个在中国国内运行的团队，而且在中国推出了产品。这些战略与你的全球战略有何不同？
达利欧：我们在中国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在过去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为中国的投资者进行在岸投资。
我的战略是这样。首先，各国都存在一些永恒普适的规律，就像前面四个象限的例子。然后我们深入当地的事态，一些问题都是很细节化的地方性问题。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分析，标准依然是：管理者怎么样，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怎么样，等等。对其中的大多数而言，永恒普适的规律是有帮助的。
在你和红杉合作之前，红杉有一种投资理念，关于怎么把投资做好，你和红杉合作之后，又把这种理念融入当地环境，是不是？
沈南鹏：当我们考察美国、中国或欧洲的企业时，会发现最好的科技公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甚至你会发现全球顶级的CEO有一些类似的气质，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在美国有大量成功的软件SaaS公司，许多企业正在转向“云端”，“软件正在征服世界”。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也许比美国迟了-5年，但整体发展趋势是一样的。当考察这些公司时，你会发现公司展现同样的参数，可以按照大体相同的规则对这些公司进行估值。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以前一些美国公司可以在欧盟或中国做得很成功，现在中国也有更多企业成功地将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因此是同样的竞争力在驱动这些成功。如果一个中国SaaS公司要成功，就必须在产品竞争力层面与美国的同行并驾齐驱。
达利欧：是相似的。我们两国公司文化的构建、投资的选择、处理永恒普适规则和本地情况的方式，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