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笔者不断倡导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并将这种批评模式运用于实践中。合作式批评具有学院派个体化批评不具备的优势。但要想使之取得范式上的更大突破和更大成效，需要引进“数字人文”的理念和方法，实现合作式批评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和智能化升级。
引入数字人文的必要与必然
数字人文进入网络文艺批评有其必要性。数字人文的文艺批评不过是传统统计性、计量化、客观化的科学主义文艺研究的当代数字变革形式。这样的科学主义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古已有之。文艺复兴后，现代性人文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主流，主观化、阐释性、推崇价值分析的人文主义文艺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但上述的科学主义文艺批评并未断流。20世纪以来，“功能文体学”“语料库文体学”“叙事文体学”等，对传统印刷小说、诗歌、散文在语词、主题、叙事、人物、心理、风格等方面的计量化分析，是数字人文概念兴起之前使用这一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典范案例。
最近几年，西方数字人文的文艺批评实践日趋丰富，同时也引发了激烈争鸣。一种被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认为：在当前的数字文化时代，文艺研究与批评需要引入数字人文方法，同时要坚守人文本位的“数字人文文艺研究”。换言之，良性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客观化统计与主观性阐释相统一的批评，是科学主义基础上的人文性批评。对于传统印刷时代的文艺现象如此，对于当前的网络文艺而言更应如此。
将数字人文引入网络文艺批评有其必然性，这是笔者一直强调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使然。今天的东西方社会正处于印刷文明向数字文明过渡的巨变期。根据IDC的统计，年全球创建的数据量达到了32ZB，年是45ZB，到年这个数字将是ZB。这一历史巨变不以我们的个体意志、喜好为转移，即它是不可逆的。今天，日益兴盛的网络文艺属于数字文明中的新范式，它延续了印刷文明体系中的某些文化基因，同时越来越多的数字文艺性、文化性正在生长出来，最终它将使新的文艺范式与旧的文艺范式之间发生裂变。数字人文就兴起于这个文明巨变的历史时刻。最初，数字人文很自然地被运用于印刷文化成果研究中。但在“本体”层次，数字人文对应的是包含网络文艺在内的数字文化。在文明转型期，它被用于印刷文化形态研究，属于“临时征用”。当过渡期完成，它将回归本位，主要服务于数字文化研究。今天，网络文艺的数字人文批评实践还很少见，但这种历史不可逆的大势已经形成，将数字人文方法引进网络文艺批评也成为必然趋向。
引入数字人文的基础建设
建设智能化的网络文艺（新媒介文艺）“大数据库”势在必行。传统的人文阐释批评无法穷尽文艺史上的文学艺术现象，常常立足比例极小的一部分经典文本分析，得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在数字人文研究看来，这种少数代表性的、轶闻式的、随机性的“事实”不能成为普遍性结论的证据。科学严肃的文艺研究需要将分析对象置于更加宏阔和整体性的文献资料背景下，需要将某一时段、某一范围、某一形态的文艺文本全部纳入观察视野和数据统计范畴，才可以论证出客观性的观点和结论。
传统印刷时代的文学艺术研究尚应如此，对于海量生产、消费的网络文艺而言，建立“大数据库”更是实现这样的文艺批评的前提。这种“大数据库”的第一个特点是足够“大”。它应该含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文艺所有的生产文本，还应包括外围性的背景资料、研究资料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等。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这一“大数据库”：一是投资新建；二是协调打通，即从经济利益、社会效益、文化战略、学术研究需要等方面，协调各大网络文学门户网站、网络文艺平台、专业评论平台、研究平台等，通过数字技术，打破它们之间的壁垒，链接出一个大型超文本系统。这种“大数据库”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它可以是非结构化的资料群落，但不应只是提供简单的检索、统计、标注功能，而应该能够和各种数据挖掘性、探索性工具形成对接甚至交互。目前，国内能满足这两个特点的网络文艺“大数据库”还没有，但它是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必要的物质基础。
开发智能化探索性的分析工具或“AI批评助手”。网络文艺“大数据库”为数字人文文艺批评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呈现简单的数据分析资料。而进一步更深入的批评活动，则需要使用数据挖掘性、探索性分析工具，需要“AI批评助手”协助人类批评主体完成单凭人力难以完成的工作。
在网络文学领域，国内出现了码字精灵、快乐码字、云帆小说写作助手等“AI写作助手”，而针对网络文艺的专业性分析工具还很少见。推进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亟须进行专业化的探索性分析工具的开发。在此过程中，应把实用性和智能化作为重要标准。实用性是要求符合网络文艺的特点，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网络文艺研究与批评需要；智能化是要求它不仅能够精准对接网络文艺“大数据库”，还需承担“AI批评助手”的职责和功能，实现对文艺资料的数据准备、规律寻找、可视化表达等数据挖掘，为人类批评主体的阐释、价值分析工作做好准备。
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的新拓展
严格说来，从网络文艺“大数据库”建设和探索性分析工具的开发开始，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实践已经展开，而成熟的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需要通过多层次的合作才能达成。
首先，保留此前我们倡导和践行的学院派学者、作者、编者和读者（或其他作为文艺消费者的用户）之间的合作，此为数字人文的新合作式批评的第一层合作。这个层次的合作打破了学者、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隔阂，很好地发挥了各自优势，形成了文艺批评话语的联合生产。但因为这种合作还仅限于文艺活动领域的不同主体之间，批评话语很难突破单纯的人文知识范畴，其生产行为也多表现为传统主观化阐释性活动。
其次，需要从文艺活动领域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扩展到文艺活动主体和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领域从业者之间的合作，此为新合作式批评的第二层合作。数字人文方法以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统计学、算法学等为基础。无论东西方，目前同时具备人文、理学、工学素养和知识结构的批评主体少之又少。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需要在文艺活动主体和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领域从业者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这两类主体之间可能会形成松散性合作及紧密性合作。前者表现为技术活动主体负责数据库、工具开发特别是“AI批评助手”的研发，为批评话语生产提供技术支持；文艺活动主体使用数据库、分析工具或与“AI批评助手”合作，作出价值判断和阐释性分析，完成批评话语生产。后者表现为从编码、编程、计算设计等开始，两类主体就进入合作状态，将文艺元素、人文理念、理论知识与技术语言、程序制作相融合，而形成一套全新交叉学科的批评话语生产模式。
再次，需要从人类主体之间的合作扩展到人类主体和人工智能体（“AI批评助手”）之间的合作，此为新合作式批评的第三层合作。作为一种“智媒介”，“AI批评助手”是人类主体的发明物，而它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拥有了自主性，在人类主体输入相应指令后，它会通过算法自动生成分析性报告。智能化水平越高，就越具有数据挖掘的深度和计算的复杂性，也越具有研究的原创性价值。然而，就目前人工智能的水平而言，即使是水平较高的“AI批评助手”也无法独立完成文艺批评的最终文本。那种只从数理逻辑出发，只从计算数据中直接总结出某种规律的做法，无法确保研究与批评的可靠性。良性的数字人文网络文艺批评，应从不同人类主体之间的合作扩展到人类主体和人工智能体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层次中，文艺活动中的主体与“AI批评助手”形成直接合作。“AI批评助手”是技术活动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文艺活动主体通过“AI批评助手”与技术活动主体形成了间接合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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