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声音
编者按：北京abC书展正在这个周末如火如荼地进行，abC书展是国内最早起步的书展组织者之一。受疫情后“摆摊热潮”的影响，国内艺术书展蔚然成风，如此多的独立出版人、独立书店、艺术家、艺术机构等参与到这场夏日联动。这种文化为什么会突然如此生机勃勃？我们可以如何讨论地方性出版文化？如何讨论小型出版实践的内在价值？小型出版实践会对出版业带来什么改变？韩国TheBookSociety/mediabus出版人林庆勇（Kyung-yongLim）从中间美术馆于年制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为亚洲性？》一书中获得启发，来重新想象亚洲的小型出版实践。本文为展览“出版作为方法”（.10.30-12.20）的同名书籍前言，由我们与APProject联合翻译。
亚洲小型艺术出版实践的一些趋势
作者：林庆勇
“有一种新的潮流是：‘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可以交谈的朋友，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找。’”[1]
找一个既不会引发争议也不会引起其他问题的点子并在此基础上做项目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今天要说的项目的两个关键构成概念恰恰就由争议和问题组成。当谈到图书或出版时，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很了解它们。然而，如果给它们加上形容词“小型的”或“独立的”，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争论的对象。人们很容易问：它们与已有的各类图书有什么不同，或者这类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根据提出问题的语境来解释。很多时候提出的问题是好的，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毫无帮助和空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提问。即使已经有了既定答案，我们也可以在想象小型出版的过程中找到许多种定义和用途。
“亚洲”的概念也是如此。亚洲很大，定义也很模糊，但我们经常使用“亚洲”这个词和这个概念。如果有人认真地询问亚洲是什么，它所传达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没有人能轻易地回答出来。亚洲的地理分界和文化上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来认识和理解。无论是地理上的实体，还是想象中的共同体，亚洲都是一个需要不同学科一起协商讨论的复杂概念。
自年我在首尔开始艺术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以来，亚洲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艺术出版文化，蔚然成风。我们很难了解其他国家的城市发生这类活动和实践的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以举办艺术书展的大城市为中心，书展大大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在全球化时期，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交流是很正常的，但这种小型出版活动的活跃还是一种相对新的趋势。
为什么这种文化会突然变得如此生机勃勃？廉价航空或线上社交软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一种对周边国家的意识，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变得能够想象“亚洲”这一概念。随着围绕双年展的国际交流计划和项目的增多，相邻地区之间形成共同议题的局面或许也有助于亚洲概念的普及。毫无疑问，这些临时性活动所建立起的网络是活跃的，但很难预估它会如何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类交流通常是偶然的，很少会延续成一种稳定的交流。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类出版活动进行个案研究，特别是那些把出书作为自己实践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最终目的、或把出书作为相互交流的媒介的这类出版活动。书籍可以成为交流思想和建立共同议题的重要媒介。这些人是怀着怎样的想法和目的来做书、开展书籍的交流？
要讨论地方性的出版文化，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出版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这一历史背景[2]。关于参与图书制作的各方，我们可以大体描摹出一个出版行业的流程，如印刷厂、发行公司、书店等，这个流程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参与书籍内容生产的人也是如此，如作者、编辑、设计师、制作人等。从20世纪初胶印机发明和出版业刚被建立时，这个流程就开始全面运作。小成本生产上万本书成为可能，所谓的知识产业诞生了。从18世纪开始稳步建立的西方大学，为这个行业提供了稳定的资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商人们在全世界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在后续几十年里被我们称为出版发行的这些密集编织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
日本思想家酒井直树不同意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关于亚洲哲学的论断，特别是关于中国和印度哲学的论断，胡塞尔认为：“印度或者中国的哲学很难被归为正宗的‘哲学’，因为印度和中国哲学家对生活的态度不是真正‘理论化’的。”[3]考虑到胡塞尔是一位抵制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精神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或西方的文化圈中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根深蒂固。中国思想家孙歌强调“亚洲”作为概念存在的必要性，但她同意酒井直树的观点，认为需要消除在过去几百年间长期支配着亚洲的欧亚地理分界线，以颠覆统治了亚洲过去几百年的欧洲中心主义[4]。孙歌认为，我们需要的亚洲并不是像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里的人民那种感觉上的共同体，而是把亚洲扩大为“亚洲式”（somethingAsian），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思考。
/
《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为亚洲性》
/
ArchiveBooks出版的英文版封面
无论如何，很难将小型出版实践置于亚洲的普遍概念之中。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出版实践很难依据地区或主题归类，即使有可能，其差异性或独特性也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消失。针对这个问题，孙歌在她的讲座《创造新的普遍性》（）中提到的由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定义的“相似性”概念，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线索。孙歌将相似性理解为不同于相同性或同质性的概念，认为相似性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可以对应起来的相似元素，而是去掉了彼此相似的部分后还仍然存在的核心差异。此外，她还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特殊性中内在的固有差异来获取另一种普遍性[5]。
基于这样的讨论，我想从普世（universality）价值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亚洲”各地区中各种可以被称为“小型出版”的实践。从我开始研究亚洲地区的小型出版以来，我时不时就能找到个体实践的案例，但很少发现把小型出版作为一种话语结果来讨论的研究。普遍性（universality）并不是我们常想的那种抽象的价值，而应该是孙歌所提出的“另外一种普遍性”。在这样的对于普遍性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产生“亚洲小型出版”的话语，并进行进一步研究。
本书目录中收录的大约五十个的亚洲小型出版的条目，都是我们在首尔和亚洲几个城市的活动中建立过联系的人。与其说这些人是传统出版领域的专家或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不如说他们是基于新的地域意义或技术来开辟新空间的人更为准确。比如亚洲，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对纸媒的玩法就像玩Ins、脸书或抖音等社交媒体一样，基于这样的态度，他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出版物。然而，大多数人觉得类似的例子只是个别案例，或者将其视作被称为“亚洲性”东西的一个结果。它们的独特性得到了承认，然而基于差异的“相似性”却没有被讨论。
提出“亚洲性”和“小型出版”的议题，是为我们介入我们自身的状况提供方法，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利用这些状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建立孙歌提出的新的相似性的其中一个角度来讨论。这种做法原可以视作对西方现代化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的抵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亚洲”和“小型出版”的概念，并以合适的方法来研究与定位个体实践。
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本土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强调了出版物在塑造共同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解释了“情感共同体”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情感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想象和感受”[6]。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阿帕杜莱认为始于现代化初期的印刷文化促进了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它促使了印刷资本主义的建立[7]。那小型出版又会塑造怎样的情感共同体呢？
自从19世纪亚洲地区开始现代化，领导印刷资本主义的就是各个地方的精英，尤其是那些曾在殖民主义国家留学的人，他们为塑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挣扎。我们可以设想，相比之下，现在领导小型出版的个体所塑造的情感共同体是更加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远非立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共同体。
这本书也收录了展销场（DisplayDistribute）的何颖雅（ElaineW.Ho）谈到的K-pop粉丝影响特朗普竞选连任事件的文字[8]。为什么那些消费与*治无关的文化产品的人——比如消费韩国流行音乐文化（K-pop）的人——会做出反对特朗普的*治判断？在许多个原因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