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推心置腹地“兜底”说：“四年前，华谊兄弟上市前，一直跟我和冯小刚谈，希望可以一起进入华谊。后来不知道王中*谈了什么条件，冯小刚离我而去，进了华谊，后来又把我拉进去了。但我现在还是打工的，日子非常苦，因为和华谊签了一个对*协议。有了对*协议后，我就变得不从容了，拍戏不像以前那样，等一个我喜欢的剧本、等一个我喜欢的角色。过去如果活动、广告不好，多少钱都不接。但后来这一切变得都没有门槛了——因为我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想着用什么方式都要把这个钱给人家填上去。这样，面对股民时，让他们知道这个人没签错——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悲观。”
这些话，听得懂的人一看就明白，听不懂的人可能有点费琢磨。
我先给大伙普及一下何为“对*协议”：所谓“对*协议”，其实只是一种形象化表述，其直译意思是“估值调整机制”，它是收购方（包括投资方）与出让方（包括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者融资）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所以，对*协议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看上去有个“*”字，却和*博无关。
弄懂了这个术语，就可以“翻译”张国立的烦恼了。一个名演员，你用名气和演技投资，对方呢，用真金白银投资，做出的产品能否赚钱呢？不知道。好吧，那咱绑到一起。我赚你也赚，我赔你也赔。而那个“投下真金白银的人”，他的钱也是从股民那儿圈来的，所以为了对得起投资人的钱，也是为了对得起潜藏在后面的股民的钱，张国立凭良心行事，就被“套牢”了——“对*协议”不是签着玩玩的，得守诚信，于是不想拍的电影也得拍，不想站的台也得站，不想做的广告也得做……“一切都没有门槛了”。
张国立所说的“门槛”，就是从前他所遵循的原则、底线、风骨等等，如今被“对*协议”绑架后，他所向往的“文化投资”因为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其价值导向与审美取向，就不能自己做主了。把话说得重一点，就是有点“逼良为娼”的气氛和环境。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其“副产品”——假票房、假收视率就应运而生了。
张国立感慨“整个行业规矩很乱”，也就是处于无序状态：“电影大家都知道有假票房，因为身后有资本野蛮的进入，必须把票房做上去；这几年我很少独立完成一部电视剧，因为假收视率势力非常大，我做不了。换句话说人家也不理我，因为我在各种场合抨击假收视率。电视台是看收视率的，和广告投放、厂家有直接的关系，即使是假收视率，厂家也看，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看了他的这些话，我立马想起冯小刚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急吼吼”，失却了沉稳的定力。现在明白了，正是那份“对*协议”，让冯小刚变得“小气”起来，原来都是“必须把票房做上去”闹的。当年《一九四二》上映，华谊联合中影、博纳、星美、光线等发行公司向全国院线发通知，单方面要求将自己的分账比例从原先的3%提高到5%；华谊还和IMAX公司签订独家放映协议，硬是用《一九四二》把《少年派》从IMAX影厅里挤走。但是轮到万达给他排片少了，他就祭出双重标准了，用“老炮儿”的姿态把矛盾公开：“华谊没有院线，而万达是占比13%这么大的一条院线，他觉得他不敢把这件事公开挑明、不敢撕破这个脸，是因为电影公司要依靠院线卖场。但万达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第三个嘴巴就抽到我这儿了。用老炮儿六爷的话就是，我是不怕事的，不光我不怕事，我们这个片子里面的李雪莲也不怕事。”不怕事是假，炒作是真，《我不是潘金莲》是有“对*底线”的，到不了多少亿，冯小刚就过不了关，于是他就奋不顾身了。
我很欣赏张国立“出污泥而不染”的努力，尽管脚已经陷在污泥里，但脑子还很清醒，身子还在做着挣扎。他仍然认为，做文化投资必须要有责任感，“投资当然讲利益，但文化投资应该分一分。你可能挣到了钱，但可能是仅靠廉价的笑声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除了搞笑和恶俗之外，挖坟都成了中国电影的主流文化，你还投吗？”
不幸的是，还在投，不停地投。只要“越烂越好卖”的情形没有本质改观，资本的逐利性会让他们选择做逐臭之夫。所以，钱掌握在谁手里非常重要，倘若从事“文化投资”者自己毫无文化情怀，他的唯一选择可能就是“管它多烂，只要好卖”。所以张国立呼吁文化投资要有精英参与。他说，“精英是什么，一是有正确的思想，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二是有责任；还有是手里要有足够的资金，去做想做的事。”诚哉斯言！像他这样既有正确思想，又有思考能力，同时兼具责任感的精英，倘若手里有足够的资金，那该多好！
于是就忍不住想给张国立出个馊主意：既然签了“对*协议”以后，人变得不从容了，那就渐渐抽身吧。人的从容感，说到底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不能被各种“卖身契”绑架的。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文化投资，不必追求轰动效应的。小而精致的好作品，很可能价值不菲，在优秀的价值取向下，“小投资”完全可能有“大影响”和“大贡献”。现在不缺大投资，而缺好作品。有良知的张国立们，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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