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便是这次推出的《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在文中，克拉克首先揭示了格林伯格早期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赞扬其将前卫艺术的生成置于资本主义文化环境里来考察的观点，称此时的格林伯格思想是“艾略特式的托洛茨基主义”（ElioticTrotskyism）；既而他话锋一转，用格林伯格的早期论点攻击他成熟期的理论，质疑格林伯格将艺术本身作为价值的独立来源这种观念，反对他那严格而狭窄的形式主义观念，否定这种严密无缝、高高漂浮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自足的气泡”；他还认为，格林伯格强调的现代艺术的“平面性”并非得自于什么媒介的“纯粹”的追求，相反，是“到年间艺术的外在环境”赋予平面性“以包容这些复杂而兼容的价值的能力”，所以，平面性是多元意义和价值的综合，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最后，克拉克抛出自己的现代艺术生成机制观，即现代艺术的媒介自律是一个否定的隐喻，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将媒介当作“最典型的否定和疏离的场所”，因此，现代主义的事业，是在纯粹媒介范围内进行的“否定的实践”，这种否定，从浅层看，针对的是对艺术惯例和社会惯例，从深层看，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总体性。克拉克以“否定性”替代了格林伯格的“平面性”，以此作为伟大的现代艺术的根本特点。
《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作为理解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观和现代艺术理论的重要文献，启发了许多后来者。例如比利时学者、著名艺术理论家蒂埃里·德·迪弗便是当年列席温哥华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