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富国强，全社会重视文化的年代，书画收藏和艺术品投资成为继房地产、股票之后的新兴投资行业。艺术品投资的回报率高，风险也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说过去十年，所有被交易一次以上的艺术品的价格指数创造了约11%的年收益率，超过标准普尔大盘股指数和其他绝大多数的资产类别，包括债券和日用品。对艺术品市场潜力的预测，也成为当代艺术市场理论中的一门显学，它与艺术批评一唱一和，成为推动当代艺术品价格不断攀高的重要因素。这导致的结果是，当代名家的作品往往比古代名家的作品还要贵，而且一画难求，这种市场上“厚今薄古”的追逐跟学术上“厚古薄今”的趋向恰恰成为对立面。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盲点。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商品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当中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然，艺术品价值不能用简单计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因为艺术商品的特殊性在于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不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效用，而主要是精神上的需要，其价格主要受历史变迁、审美变化、市场供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宏篇巨制或寥寥数笔与艺术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判断艺术品的商业潜力时，更重要的是作品有无创新价值以及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一、当代名家有可能是一种假象
当今被称之为名家的，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学术头衔大，在艺术专业机构中担任要职；二是其市场运作理想，价位较高；三是其风格比较受欢迎，在媒体和艺术市场中耳熟能详；第三者相对可靠，但也含有变数，今天流行的风格，在明天很可能被认为没有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这在艺术史上并不鲜见，如19世纪法国官方沙龙控制下的艺术和落选沙龙中成长起来的印象派即是典型的例子；第一和第二者并不可靠，有较大的人为因素，因为中国艺术批评和市场运作尚不完善，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美术家的成名大部分依托官方展览推出，而不是由策展人、美术馆、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给予引导和认定，国内大多由艺术家组成的评审团在艺术思潮的把握上与严谨的学术判断可能存在差距。
由于近代及古代的书画交易中赝品较多，常人不敢轻易涉足，而在当今的名家手里更容易买到真迹，加上当代艺术家主动参与市场运作，在各种炒作和集体无意识下，“名家”纷纷浮出水面。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有那么多名家吗？回答是否定的，我非常赞同原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郭绍纲先生所说的“大师满天飞不正常”的观点。在艺术史上，几十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也不是每一代人都必须出一批名家大师，而且很多区域性的一流画家放在全国便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画家，很快就会被浩瀚的艺术史所掩埋，五十年后，经得起考验的寥寥无几，他的作品将可能根本无人问津。以民国时期为例，离今天不过半个多世纪，而当时国内非常活跃的许多画家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如叶恭绰、周肇祥、金潜庵、萧俊贤、余绍宋等等，不是学艺术史的人恐怕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当时二三流的画家就更不见经传了，这着实为我们的投资者敲醒了一个警钟。
二、艺术史上的名家经得起时间考验
“盖棺定论”虽然不是史学研究不可逾越的法则，但对于已经去世的画家而言，评判要相对客观，权力的失落和社会控制能力的消退至少为理论家留下了更自由的批评空间，也即，受到美术史认可的古代、近现代画家，其艺术价格、艺术价值相对要准确和稳定。特别是近现代一些价位并不特别高的名家身上，如陈师曾、陈半丁、吴湖帆、冯超然、贺天健等等，这些已被艺术史认可的名家的作品价位甚至比当代的名家还要低，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尤其是在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重树东方价值的今天，随着艺术史研究的深入，代表民族文化的传统书画，其价值将逐渐浮出水面，只要是真品，即算是二流、三流，若干年以后也比现在的许多名家强。比如清末民初的广东中国画研究会，是广东当年与岭南画派对立和并立的画派，岭南画派因为顺应了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一家独大，国画研究会代表画家*般若、卢振寰、*君璧、李凤公等人的作品，在市场上则表现低迷。随着近年来广东对岭南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美术史学“再发现”式的研究，国画研究会画家群的作品价格近年来一路飘红，飙升了数倍乃至数十倍。
事实上，从收藏的角度来讲，国内博物馆每年收藏的都是古代及近现代的作品，基本不涉及当代艺术品。美术馆虽收藏当代作品，但有严格的学术把关，且偏向于捐赠或者抵扣场租的方式而收藏。在民国时期，只有手握古代名画才有可能跻身大藏家行列，因为只有经过时间洗刷和大浪淘沙留下的，才会是经得起学术考验的艺术经典。当然，这里也涉及到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问题，短期投资注重名人效应和流行效应，长期投资则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