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哪里好 http://m.39.net/pf/bdfyy/作者｜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R.Halsey）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曾留学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也研究环境史、经济史、比较殖民主义和全球史。到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是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如果一般性的讨论仅能给出片面的解释，那么历史学家该如何寻找一个更恰当的答案？上述问题为什么亟待解决？在年的时候，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有一天西方会主宰世界。因为中国、印度和中东国家的财富、人口以及国家实力在几百年间都凌驾于西方之上，然而，以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为转机，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平衡被打破了。尽管欧洲殖民者开疆拓土，占领美洲，但直到18世纪，英、法、葡、西、荷的贸易网还仅能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18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EEIC）控制了孟加拉，随后开始在南亚建立统治，情况由此发生了变化。之后年间，在西方的*事、*治和经济压力下，亚非许多弱小的国家土崩瓦解。年后，欧洲各国的高层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这些国家纷纷俯首称臣。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科技，到19世纪末，全球各地几乎尽在欧洲列强的掌握之中。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的成长壮大终结了亚洲数百年的优势地位，并在当地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与美洲和澳洲（Australasia，又译澳大拉西亚，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相比，刚果、越南等地区气候炎热，人口稠密，瘟疫横行，对欧洲移民构成了严峻挑战。西方势力并未将亚非地区变为居留地，而是对当地人进行殖民统治。此外，多地的殖民*权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重划边界线，挑起种族冲突。在19—20世纪出台的经济*策，频繁对各殖民地的生产、销售和分配系统进行调整，但要想以此在亚非各殖民地谋得暴利近乎天方夜谭。年以后，旧有的各人类文明中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无足轻重，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它们才重振其影响力。此外，欧洲当局在亚非地区建立起教育系统，以巩固对亚非地区当地人的统治。在许多地方，这些新机构服务于殖民*权，培养基层官员中的中坚力量，但由此造成的混合性文化身份认同，也为殖民带来很多问题。简而言之，殖民主义成为全球近代史的一大主题，对所有的个人、阶层或地域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组织形态。与印度、越南、莫桑比克等国家不同，中国在欧洲势力的鼎盛时期保持了独立自主。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在英法强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受到种种限制。其他列强也很快与中国缔结条约，几十年后，日本也开始加入缔约活动中。这些外交协定规定了低关税，确立了最惠国，并保证西方人有在中国内地游历的权利。这些条约还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所谓的“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权利。在19世纪中期，这些特权在中国创造出一个“非正式帝国”（informalempire）体系，西方各国通过*事、外交和法律三管齐下，对北京方面施压以造成影响。然而，清朝以及后继的民国时期（—）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殖民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与加尔各答、孟买或巴达维亚之类的贸易据点不同，中国的贸易口岸从未发展出巨大的殖民帝国。相反，欧洲列强只是管辖着上海租界或中国南部的香港等一些小块飞地。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永久丧失的领土只有外蒙古和西北以及东北的一些偏远地区。尽管列强在年以后获得了某些地区的租赁权，但这些地区在一定期限后还会重归中国管辖。不平等条约虽然侵犯了中国主权，西方却难以靠它们把新的经济体制或文化身份认同强加给中国人。这些*策需要外国官僚来直接进行行*监管，在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取得的成效一般来说也甚为有限。在近代，中国是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独立国家之一，尽管边疆地区的领土略有损失，但仍保持着*治和领土上的基本完整。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或列强在亚洲的势力均衡导致中国发展出一条不同的历史轨迹。然而，将这些假设置于比较语境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缺乏说服力。在南亚，英国吞并了之前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接管了2亿人和超过万平方英里（约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年以前，瘟疫的肆虐使欧洲人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活动举步维艰，但他们在随后掀起的“瓜分”非洲狂潮中，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几乎占世界总面积五分之一的地区。如果到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人统治之下，中国能仅凭巨大的体量就免于被西方征服吗？—年，各殖民势力之间的竞争，尤其是英国在这一时期对正式瓜分中国领土的反对，可能是中国幸存的原因之一。但是历史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发展表明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和凝聚力持续下降，引来邻近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侵略。这一前景给那些希望保持大陆势力均衡的英国战略家们敲响了警钟。伦敦因为害怕沙俄帝国将影响扩展到地中海东部，通常会在*治和*事上支援伊斯坦布尔。伦敦的*客们致力于维持欧洲东北部的领土现状，年在俄国威胁要消灭“欧洲病夫”时向俄宣战。尽管有英国的援助，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仍然被蚕食，到年，只剩下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核心地区。如果外部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幸存的原因，能否从国家自身内部寻找答案呢？大多数研究中华帝国晚期*治史的史家都认为，中国*府无力应对来自近代世界的挑战，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尖锐了。根据这些记述，统治的虚弱必然导致国家领土被各殖民势力瓜分。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在西方的压迫下，弱国会很快灭亡，它们或沦为蓄谋已久的侵略的牺牲品，或自然瓦解。尽管中国主权严重受限，但清朝及后继的民国时期仍然在行*执法，征收税款，宣战和谈，并统治着4.5亿人口。年后，官员们是否找到了一条重建中国之路，使国力可以在最低限度上维持一国的独立自主？近代中国的主权与成功的国家建构年后，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中国的国家建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是7世纪早期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时代。虽然晚清被描述成一段衰败不堪、积贫积弱、王朝末路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持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了一个*事—财*国家。这种*治形态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以崭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19世纪中期以后，*府通过新增商业税扩大了税收来源，用这些资金来满足其巨大的国防支出。新的财*机构使国家能够榨取额外的资源，与此同时，在20世纪早期，近代警察的行*管辖范围得到扩展，强制力也得到提升。在19世纪晚期，当权者们还创建了一支由20艘铁甲舰组成的海*舰队，以增强*事力量，并发展出近代兵器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还开始认识到财富和国家实力之间的联系，建立起国有轮船制造和电报企业。这些努力改善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并将少数近代部门引入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总而言之，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在追寻富强之路上奋力前行，免于沦为殖民地，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治国之道是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包括观念、制度和实践。中国人对有关治国的问题已经思考了两千多年，到年时，发展出一套顺应自己准则的“经世”*治传统。例如，官员们试图建立全国通行的稳定的土地所有制秩序，并尽可能地运用公共*策改善“民生”。在帝国晚期，他们还鼓励商业发展，但只把这视为对农业、桑蚕业等主要产业的补充。与南亚很多地区相比，中国税负较轻，在19世纪早期，*府四分之三的税收来自农业。最后，朝廷凭借规模很小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管理着4.5亿人口，地方事务靠士绅精英和商人行会等充当中间人，协助进行管理。19世纪，在国内，中国人口日益增多，在国际上，东亚的环境风云变幻，在由此造成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下，这种统治框架应运而生。领导人们与时俱进，形成治国的新理念，主张追寻富强对捍卫中国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如同*事—财*国家本身一样，这些新理念是经过数十年才发展成形的。即使上述转变最终对中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种转变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主权”的概念是作为近代中国人治国之道的基石出现的，但年以前，这一术语的内涵一直在改变。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在他编订的《万国公法》（The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里，用一个四字成语（“自主之权”）把这个词首次翻译成中文。随后几年，京师同文馆面向帝国全体官员刊行此书，丁韪良早期的中文译著，查尔斯·马顿斯（KarlvonMartens）的《星轺指掌》（Manueldiplomatique）和布伦知理（JohannBluntschli）的《公法会通》（DasModerneV?lkerrecht）也随后问世。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一些名臣开始用“主权”的概念来描述战略问题，概括*治决策，表述中国对外*策的基本目标。19世纪70年代早期，一些人的官方往来文书中开始经常出现这个词，比如曾任洋务大臣的李鸿章，直至年失势之前就是如此。中国人有时会把主权解释为一种对领土、人民或财产无条件的控制，而非对国家事务的最后或终极决定权。决策者们往往将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关系看作零和博弈，这种独特的定义可能是由他们对外交事务的理解发展而来的。例如，中国的官员们认为，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因丧失关税自主权而付出的代价，与英法等国获得的经济收益成正比。而当欧洲人、美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获得治外法权时，中国的合法主权就相应地受到了损害。但在年后，这个词的定义开始变得更为通俗和具体，到年，已经接近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般用法。19世纪70—80年代，*商界精英也开始要求在中国境内独享经济利益。例如，“利权”不再作为一个合成词被逐字解释为“对利益的控制权”，而是用于形容一国“对利益享有的主权”。到19世纪90年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甚至开始呼吁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商战，在欧洲近代早期，许多国家都曾采用这种重商主义策略。中国人及时认识到，主权应该因资源、法律、领土或人民而呈现多种不同形态。19世纪下半叶，他们还在官方文书中普遍使用“独立”“权利”“自由”等术语来讨论帝国的*治问题。丁韪良一系列有关国际法和外交实践的译本成为这些概念的源头，中国官员们在19世纪发展出了一套对世界秩序的新认识。然而，治国之道的定义不仅包括各种概念，还包括实践以及用来管理社会的制度。国家高层将追求*事、*治和经济的强大视为让中国主权免受进一步侵犯并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不再实行跨省援助帝国西部边陲地区的*策，而是从这些地区筹款支持本地的*工事业。另外，之前清朝皇帝为表明对治下臣民实行仁*，曾承诺永不加赋，当局抛弃了这个承诺，转而在富庶且最易受到西方入侵的沿海各省施行*策改革，这些项目开销由一系列新的商业税来负担。对抗外国侵略需要进行国防建设，导致*事开支飙升。李鸿章等知名大臣也不再向兴修大运河和*河等传统水利工程项目投入资金，而是向推进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此外，新的官僚机构扩展了它对国家的行*管辖范围，这能够使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程度更高。19世纪，某些*府机构仍要依赖士绅精英的协作，机构中既有非正式的雇员，也有吃公粮的官员。不管进行了多少改革，新的治国之道与中国未来的联系至关重要，与中国过去的联系同样不可小觑。本书将帝国晚期的国家构建置于两种不同的比较情境中展开论述，其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