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承明（年1月3日——年7月14日），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董志凯共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3期
本文是对经济史学理论的研究。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历史观，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的历史哲学，比较中西方的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的道路，对理性主义作了反思。第二部分着重探讨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其中包括实证主义与相关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经济计量学方法、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并阐发了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经济史/历史观/方法论
一、历史观
（一）引子：经济史学小史
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
19世纪，西方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兰克(LeopoldvonRanke)为首的史学，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historismus)。他们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历史则有个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的历史发展所决定。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因而是实证主义的史学。他们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详述事件经过，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成为叙述式的史学。在19世纪后期，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以后，虽然是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但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如英国的阿什莱(WilliamsJ.Ashley)认为经济学原理不能普遍有效，应用于本国社会需作修正，并需作出历史评价。坎宁翰(WilliamCuningham)强调经济变动中的*治、心理因素，不能废除传统的史学方法。以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是当时经济史学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并强调作历史评价。总之，在19世纪，经济史虽已成为独立学科，但仍主要属于历史学领域。年代牛津、剑桥大学开设经济史课程，都在历史系，属人文科学，相沿至今。法国、德国大学一般不专设经济史学科，也是在人文学院讲授。惟美国，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亦有设在历史系者。
到20世纪初，已有专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者，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liF.Hecksher)，并认为历代经济史的研究都应从供给与需求入手。但多数经济史学者仍坚守实证主义原则，惟因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研究范围扩大，并更多注重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如克拉潘(JohnH.Clapham)的英国经济史即以考证严密、数据精确著称；托尼(RichardH.Tawney)的英国经济史以人口、土地、价格的深入考察闻世。美国的米切尔(WesleyC.Mitchell)、厄什(AbbottP.Usher)善于将经济理论与统计资料结合，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作出贡献。荷兰的丁伯根(JanTinbergen)创行计量经济史和经济周期论。同时，个性的国别史之外，也向通史发展。汤普逊(JamesW.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各创理论特色的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都名盛一时。
二次大战后，西方发生史学革命，实证主义受到怀疑，历史主义几乎被推翻，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同时，经济学也发生革命，凯恩斯主义盛行，宏观经济学兴起，增长理论成为研究重点，结构主义和制度学派代兴。在两面冲击下，经济史学也发生革命性变化。*治因素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进入经济史研究，技术因素外，地理资源、气候环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传统的因果论受到批判，线性发展被结构分析所代替。经济史面目一新，20世纪70年代奇波拉(CarloM.Cipolla)主编的《方坦纳欧洲经济史》可资代表。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nand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RobertW.Forgel)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Douglas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这三个学派在下篇方法论中再为详述。此外，希克斯(JohnR.Hicks)于年出版《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各国先后悬殊，并有反复。转换中有四个方面的“市场渗透”，即新的法律、货币、信用制度的确立；财*、税制和行*管理的改造；货币地租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自由劳动市场的建立。这个理论颇受中国学者重视（《经济史理论》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年版）。
以上是说西方。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经济史，《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应用了“善因论”的自然主义的经济理论。不过，历代的《食货志》之类都偏重于典章制度，未能成系统的经济史。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
（二）西方的历史哲学
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盛行，许多学者都对历史的演变提出理性的系统观念，即历史哲学。它是研究历史发展中一般性、规律性的问题，故又称元历史(meta-history)。最早的历史哲学著作是意大利维科(GiovanniB.Vico)年发表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此后重要的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ArnoldJ.Toynbee)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主要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家都已熟悉，我不再谈。仅将其他几种略作介绍。
维科首先提出“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命题；由于是自己创造的，人们能认识它。这就破除了中世纪上帝创造历史的神学历史观，也批判了17世纪以笛卡尔(RenéDescartes)为首的怀疑论，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无普遍意义，不能作科学研究。
维科认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都经历了三个时代：
1.神祗时代：特征是家长制、农耕，尚无国家。
2.英雄时代：特征是贵族*府，诗歌文学，以勇武和忠心为基础的道德。
3.古典时代：特征是民主共和或代议君主制，有了科学和工业，诗让位给哲学，理性道德代替了英雄主义。
但古典主义繁荣之后，人们奢侈成风，嗜杀成性，战争不息，人类又回到野蛮主义。这将导致三个时代的再次重演，但思想已占支配地位，重演不是重复，而是在更高起点上的新过程。
维科认为，造成这种规律性运动的是天意(Providence)，而直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性的恶，即自私自利和自爱的暴力。惟人性的恶受天意制约，天意使人在有了家庭之后也希求家庭的福利，在城邦国家时代也希求本城邦的福利，在进入公民社会后希求自己的和民族国家的福利。如果各民族国家经过战争、和约、通商而联合起来，也会希求自己的和全人类的福利。总之，人的本性是随着文化和物质相争相胜而演变的，这构成历史。但历史不能预示未来，和柏拉图不同，史学家不要作预言。
维科还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史学家常犯的错误。他的书简称《新科学》(ScienzaNuova)；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思想丰富，读一下很有好处。
康德是二元论者。他认为，人类的活动就其本体说是精神的，和自然界的本体（物自体）一样，是不可知的。历史研究，即史学家所看到的，是这种精神活动的现象。一切现象都属于自然，因此，人类历史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的计划，它按照自然规律演进，目的在实现一个理性的“世界公民”的社会。这种规律，按照康德的认识论，是人们根据先验的理性原则，对于历史现象（以及自然现象）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智赋予客观的。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人有天赋的善良意志，按照善良意志展开自由，就是历史的使命。但人又是自然的生物，自然赋予他自求生存和享乐的本能。这就形成了道德与幸福的矛盾，这种矛盾又表现为人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矛盾。人的自私自利，即人性的恶，推动人勤奋努力，克服自然障碍，享受幸福。人的非社会性，使人与人处于对抗状态，导致战争和犯罪。这就需要人们进入理性的“自律”，即进入制定宪法和法制的国家，使个人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享有自由。这也就是迄今人们按照理性发展的历史。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野蛮对抗仍在继续，那要等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理性的自律才能解决，即康德所称“世界公民”的“目的王国”。然而，那将是在遥远的未来，照康德看，人类的“目的王国”只能是在“彼岸”的事。
康德的历史哲学有篇年发表的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译本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年版）。
黑格尔破除了18世纪流行的二元论，把精神、自然界和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辩证法运动过程。他以“绝对精神”为一切事物的本原。绝对精神的逻辑的运动，外化为自然界，有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产生人类，有了历史；人类历史的运动，又发展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正反合”。恩格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意味着：精神或者思维，在物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显现和完善自己。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路了。
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人类历史则决不重演，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历史就是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取代。
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的历程也就是自由发展的进程。在古代东方王国，只君主一人是自由的，所有臣民无异奴隶。到希腊罗马世界，人们认知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并肯定于法律。到今天日耳曼世界（指普鲁士王国），便认知全体人都是自由的了。他说，“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目的的实现”。他把中世纪神学的“天国”搬到人间，把康德的“目的王国”从遥远的未来搬到现世。而他所说的自由是严厉的普鲁士法律下的自由，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自由王国”完全不同。
黑格尔认为绝对理性（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它要通过直接动力才能发挥作用，直接动力就是人类对自我利益的“热情”。“理性的狡黠”命令热情驱使人们奋斗，推动科学进步，控制自然界，牺牲他人以利己，世界充满斗争。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的发动力”。其实这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在中世纪神学，历史的动力源于人类有“原罪”，需神来拯救。在维科和康德那里，历史的动力是人性的恶。黑格尔把人性的恶归之于“理性的狡黠”，这就把它合理化，与自由同质。所以他说，“在（普鲁士）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并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享受之中”。
以上引语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中译本，三联书店年版）。
汤因比是最后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发表已是20世纪30年代。他以社会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共考察了自古埃及到当代的21种文明。他认为，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中，文明的出现不过是短暂的几千年的事情，因而这些文明都可视为同时代的。他考察了这些文明的渊源和其相互关系，结论说，在哲学上，所有文明都是等价的（价值相等）。这就突破了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元论、康德以来的主体历史论、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中心论。这是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汤因比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在“挑战和应战”（语出《浮士德》）中发展的。文明不是起源于安逸乐士，而是产生于克服艰苦环境。能不断战胜挑战，文明便发展；应战失败，文明会衰落以至灭亡。他列举了五种挑战，其中人为的多于自然条件的，内部的多于外来的。他观察到，一种文明“成长”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混乱与苦难”时期；于是，人们建立起有权威的“大统一国家”以阻止文明解体；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作为“间歇时期”的黑暗时代。这显然是来自欧洲的经验。不过他说，*事扩张、技术进步都不是文明成长的真正原因，真正的进步是社会精神解放出来，应付挑战。文明衰落的原因通常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摧毁文明的主要是内部斗争。
汤因比还认为，文明成长的动力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组成的小社会。他们常是先“隐退”，以思考真理，再“复出”来领导群众，应付挑战。这就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观，而接近于中国的“圣贤”史观。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篇幅太大，通常是用经他审定的缩写本，其中译本亦有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所叙史实不免纰漏，但花点功夫看看有好处。
20世纪以来人们已很少谈历史哲学了，史学理论的讨论脱离本体论转入认识论。有人把维科至汤因比的研究称“思辩的历史哲学”，把这以后的史学理论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不过，我以为汤因比以后的史学理论主要不是历史本身即元历史问题，而主要是批判实证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研究，因而我把它放在方法论中去讲。
（三）中西历史观的比较
上述历史哲学，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历史观的演变，在中国可上溯到春秋战国，在西方可上溯到希腊罗马，并均应下延到今天。历史观的内容十分繁赜，不能详谈，只能选择其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历史观时，曾着重讨论了两种观点，即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44、48-49页）。而在认识论上，这两者也都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下面讲历史观，我就只讲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思维与存在这三个关系的看法，其余只附带提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叫天人关系。儒家、道家、法家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看法，但秦汉以后融合了。
儒家的天是神意义的天，天有意志。孔子讲天命，孟子讲天志，荀子讲天职天功，天都有意志。因而，儒家的历史观中有目的论色彩，但不浓厚，比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西方古代哲学的目的论，简直算不了什么。决定论，除个别如五行生克说外，在儒家历史观中是很淡薄的。儒家虽是神义的天，但人与天是相通的，可知的。孔子知天命，孟子更是“万物皆备于我”。这也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这里讲一件事。荀子有“制天”的话，今人多解为人能制服天，一如英国培根(FrancisBacon)所说人征服自然界。这大约出自今人的革命哲学，古人不这样讲。王念孙说“制天”是“裁天”误书，章太炎、胡适从之。照我看，“制”可作“法、则”解，“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物畜即积蓄，以天为法则积蓄财物，亦《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意。“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意以天命为法则来应用。总之，儒家历史观中，天人相通，天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没有人与天对抗的意思。
儒家思想中，人与人之间是以“仁、义”为基础的协调、合作关系。这里，荀子有“性恶”说，但他说正因为性恶，人才“欲为善”，并且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善人，即使不能成为禹，也“无害可以为禹”。当然，在等级社会中，都有等级对立，不在哲学上人际关系之列，正如希腊哲学中不考虑奴隶那样。
先秦道家即老庄的天，完全是自然意义的天，“无为”的天。道家的历史观中一般没有目的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法则之意，不是对立。天与人、人与人、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都是一致的，用哲学话说，有同一性。
先秦法家，主要是在治国与治*上主张法制，而在天人关系上，除商鞅宗儒外，都宗道家。韩非在《解老》篇里还首创一个“理”字，“万物各有其理”而“道尽万物之理”，给万物协调、也给立法治人找到理论根据。
秦汉之际，法家已被融入儒家，所谓“儒表法里”。这时儒家又吸收了道家的世界观，讲无为，即所谓“*老之术”。再加上儒家和道家都很精通的辩证法思维，就形成司马迁的历史观。
司马迁的历史观可用两句话来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观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人与自然界是可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