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说：“中国8至1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新闻周刊》（年1月1日）中说：“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的演讲《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策与经济周期》中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前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宋朝）这些进展有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并给世界带来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吗？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蒙古人的进犯把这一切都打断了，而以后各个朝代又不可能全面重复宋朝的模式。”
*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在《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中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唐代城市多为行*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是近古中国*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2、欧洲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发展到了“可称之为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谈到中国的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在《中国往古的模式》中提出中国中古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称之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其着眼点主要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的“经济革命”，其表现归纳为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11-1世纪期间，在*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1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他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说：“正是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流传的更早著作得以保留至今。这些印刷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的历史。”法国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方。”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说：“汉朝和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均产值都是50美元。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朔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年代初，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全面地列举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倾向资本主义，如大土地经营，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市场化）也更为普及，并走向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经营；土地市场化，成为投资对象；商人阶层兴起；城市商业化，累积大量财富；坊市制消失，草市镇市等贸易点沿着水陆交通要道兴起；农村进入交换经济，与城市和商业密不可分；北宋的经济仍以运河为中心，南宋则同时以运河和海道（海外贸易）为中心；煤的大量使用，无疑是燃料革命；铁亦大量使用。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復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斯波义信在《北宋の社会経済》中提出“宋代经济革命”的论说，他将之归纳为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认为，宋代经济进步的表现有：一是从城市制度层面提出坊市制向厢制的转化；二是分析了草市发展带来的市场分布及形态的新格局；三是商业组织的内部变化推动了城市结构的变化；四是城市市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中国学者范文澜认为：“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傅筑夫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1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此，“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
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二、宋朝经济繁荣的具体表现1、国家财*收入高宋朝年财*收入最高曾达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达-万贯文，即使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收入也高达0万贯文。这是什么样概念呢？参照*仁宇的估算，明朝正常的岁入最多也只有万两，紧急时期达到万两。明末，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总收入大约是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明朝末年的财*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宋朝的财*数字不仅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上也举足轻重。据此有人估计说，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遥遥领先于世界。
2、工商业发达那么，庞大的财*收入从哪里来呢？两税从唐至宋都没有大的变化（约万贯），工商税收入却突飞猛进。年，工商税万贯，占全部税收的5%。年，工商税万贯，占全部税收的52%。年，工商税万贯，占全部税收的70%。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却总共仅搜刮到万两白银，还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可见，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工商业极度繁荣。而且宋朝商税甚轻，住税%，行税%，平均约为2.5%。那么，如此大的商税收入代表什么呢？投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应是极为巨大的。北宋庆历年间（-），每年商税收入达5万贯，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0万贯，平均每人从事了价值8贯以上的商品贸易。可见，宋朝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特性。尽管小农经济仍占主导，但宋朝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并形成一个商业圈：河北、陕西产粮，四川产铁、蜀锦、粮食，江苏、浙江有丝绸、亚麻织物、纸、笔……中原有先进的冶金业和陶瓷业，东南有茶叶。商贸活动的频繁形成了很多商业中心。宋朝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当时欧洲的伦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而中国首都万，超过20万的城市有六个，十万以上人口的有6个。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年产量万吨。而年英国钢铁年产量也就七万六千吨。
、宋代海外贸易繁荣宋朝财*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海外贸易税。南宋几乎成了一个以东南亚海运市场为中心的海洋国家。宋朝最庞大的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明朝郑和曾经提到他是有海图的，而这些海图最有可能就是宋人留下的。*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收入的15%。年，南宋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这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这都表明农业社会已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宋朝耕地面积与唐相差不大（宋天禧5年耕地万顷，唐天宝年间耕地约万顷），但人口较多（南宋即达万户，金国有多万户，而唐天宝年间仅万户），粮食亩产远大于唐朝（唐丰收时亩产达2石，而宋平时亩产可达2-石，高产地区更达6-7石），因此在征收相近农业税的情况下，宋代农民负担要比唐代小得多。无怪乎北宋司马光会惊呼，“农夫蹑丝履”。当来自当时最繁华的西方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吸收了很少一点宋文明的元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三、宋朝经济*策的进步1、“不抑兼并”的市场经济*策宋朝“不抑兼并”*策被视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策，类似于亚当·斯密的论断：看不见的手比看得见的手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吗？该*策的特点有：对土地的占有是放任的；对土地买卖也是自由、放任的；对土地私有是维护的。
对于城市，不抑制兼并*策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国家对土地兼并的公开支持，造成了小自耕农逐渐萎缩为半自耕农，最终导致大量破产，沦为第五等无产税户和客户。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全国土地的70%，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人口。南宋时期，在法律上取消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捆绑关系，允许无地流民自由寻找工作。所以，在江南地区——地少人多的地方，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自由人”则作为新的劳动力有可能被城市吸收进手工行业，于是雇工阶层形成了，仅东京汴梁就有10万之众。《清明上河图》表明，即便是一个肉铺也有数名切肉的小工。
雇佣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冶铁业方面，从而引发了煤铁革命。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某些宋朝官营与民营铁冶作坊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行业中出现了“豪者”和“工匠”(类似机户、机工)的经营方式。宋朝的雇主与雇工是被“工钱”联系在一起的。“炉主”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可以说，这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已达到了手工工场的规模。
对于农村，不抑兼并*策加速了土地流转，“千年田八百主”，有利于土地能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估计，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利于农村经济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按照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五种要素构成：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和人口。纺织作坊逐渐脱离农业而形成独立机户，这无疑是宋朝原始工业化的起步。宋朝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但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这些机户大多数分布在乡村，雇佣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机户和包买商的出现，乃是“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2、社会保障性质的养兵*策庆历年间，宋*总人数竟然达到万之巨，考虑到当时人口在1亿左右，*费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如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费万贯，战时00万贯！但我们要看到，*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保障的性质，是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颇有些现代味道。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此外，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巳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局、漏泽局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官交子”：现代色彩的货币*策如果以国家信用货币——纸币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代划分是话，那么，北宋初年四川成都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专由16户富商经营，表明“交子”已取得*府认可。年，宋仁宗设立了益州“交子务”，相当于“中央银行”，由京朝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以本钱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万贯，准备金率为28%。这是我国最早由*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现代色彩的金融制度宋朝出现的*府贷款给民间的金融模式，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国家购买”与国家赤字预算制度的建立，不仅是现代金融制度及其生产力特性的内涵，而且使宋朝第一个建成“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应具有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而建成“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有人甚至说，宋朝可能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却决不是在开玩笑。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国家宏观信用货币经济社会”的话，则世界最早的“凯恩斯主义社会”也出现在宋朝。
5、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新形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财力社会，说白了就是财富至上，谁能创造财富，谁就是社会中的老大。宋代*府不反对发展商业，不反对海外贸易，但要交税，实行官商分利。所以依照宋朝的发展模式，可能出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官僚化的资本主义。虽然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比不上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相对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其进步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正是因为宋朝有如此优越的条件，这就激发了很多人的想象。
《献吻野兽：蒙古帝国的历史评价问题》，多万字，页。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纠正人们对成吉思汗与蒙古人的偏见，如屠城罪恶，民族歧视，高利贷敛财，佞佛亡国，官僚素质差，专制残暴，中断文化，毁灭资本主义前途，*祸论。下编在上编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蒙古帝国的可贵方面：宗教宽容、世界主义、地方自治、世俗文化、文明互鉴、超脱意识形态的多边外交、重商主义等。（详尽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