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个年轻的名叫乔治·索罗斯的匈牙利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伦敦*治经济学院还是一团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复原，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共产主义的流亡者以及支离破碎的英国年轻领导人都将伦敦作为了避难所。大家想找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要毁掉自己，它又该如何重建。工**府以新的福利国家的形式重塑英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快了欧洲大陆的重建。在伦敦*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大厅，慷慨激昂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在一起，凯恩斯主义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互相辩论。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校的历史学家写道：“伦敦*治经济学院的神话诞生了。”
索罗斯在跨进校园之前已经饱受磨难。他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纳粹占领时期，他离开家人，假称自己是基督徒躲在他父亲的几个熟人那里从而幸存下来。他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看到过各种各样遭虐待的尸体？双手被绑的，脑袋粉碎的。他曾经为了帮助家人谋生而把首饰卖给黑市上的商贩。年，他还不到17岁，索罗斯挥手告别了他可能再也看不到的父母，离开匈牙利到伦敦去寻找美好的未来。在伦敦，他干过洗碗工、房屋油漆工、餐馆工。曾有一领班告诉他，只要他努力，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助手。在他到伦敦*治经济学院学习之前的那个夏季，索罗斯终于找到了中意的工作，在一个没多少人游泳的游泳池做救生员。他读亚当·斯密、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avelli）的著作。在伦敦*治经济学院，给索罗斯启发最多的一个权威人物是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他是一个奥地利哲学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背井离乡来到英国——就是这个人，将他的想法完全无意识地灌输给了这位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的年轻人。波普尔的中心论点是，人类是无法知道真理的，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和错误来摸索、接近真理。这一观点对一个有索罗斯这样背景的人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治教条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波普尔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让索罗斯建立了自己的毕生梦想，那就是献身于哲学。它给索罗斯指引了一条看待金融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也使他获得灵感，将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命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TheOpenSocietyInstitute）。索罗斯离开伦敦*治经济学院，成绩平平，做了一段没有任何前途的工作，在威尔士北部卖过女士手提包，他靠写信给伦敦的所有投资银行谋求个初级职位而摆脱了这种命运。因为缺乏社会关系，他总是遭到这些单位的拒绝，最后终于在一家匈牙利移民开的经纪公司得到一份工作。学习了金融的基本知识后，年，他设法来到纽约，盘算着只要在华尔街熬上5年，就足以存够支持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生活的存款。①（索罗斯估计他需要50万美元——作者注）但他很快发现他很擅长投资，觉得退出这个领域太可惜。到年，他已经成为专攻欧洲股市的有名的华尔街经纪公司——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ArnoldandS.Bleichroeder）的研究组组长。在因为卖想法给他们而认识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后，年，他推出了自己万美元的多空选股基金，他把它叫做双鹰基金，并在布莱施洛德（Bleichroeder）的庇护下管理这只基金。到那时，索罗斯将波普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金融知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称之为“反射”的综合体。就像波普尔在著作中提出的，上市公司的详细情况太复杂，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资者更依赖于那些接近现实的猜测和捷径。但是，索罗斯意识到，这些捷径也能改变现实，因为看涨的猜测将推动股票价格上升，从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筹集资金，提高绩效。由于这种循环，确定性更加不可能：人们无法明确地感知现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实本身也受这些不明确的看法的影响，而这些看法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索罗斯得出了和有效市场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金融学术界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可以得出一个客观的股票估值，而当所有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中时，市场就达到了有效均衡点。但对于波普尔的信徒来说，这个前提忽略了对认知的最基本的局限。即使他的金融生涯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起步，索罗斯还是继续躲在他度假屋的书房里，绞尽脑汁地将他的哲学思想写在纸上。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投资方式，尽管后来表明索罗斯用反射理论来解释投资的成功属于事后诸葛亮。在一个写于年的投资笔记中，索罗斯用明确地反射术语来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作。“证券分析的传统方法是设法预测未来的收入。”但就这些投资信托基金来说，未来的收入取决于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看好，他们将支付溢价给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给它注入低成本资金。低成本资金会增加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从而说服其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溢价投资这个信托基金。索罗斯坚持认为，诀窍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预期，也不注重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心理，而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测其中一个带动另一个向前，直到这个信托基金被彻底高估，崩溃将不可避免。果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罗斯预期的从繁荣到萧条衰败的过程。他的基金在它们上升时赚了大钱，而另一只则在其崩溃时赚了钱。年，索罗斯离开安贺布莱，成立自己的公司。他租的办公室离他在中央公园西部的合作公司只有一个街区，他的合伙人也是从安贺布莱公司过来的，他就是那个急躁的工作狂分析师，名叫吉姆·罗杰斯（JimRogers）。多年后在他曼哈顿的家中采访他时，罗杰斯进行讨论的同时还气喘吁吁地在自行车上锻炼，并在车上装了笔记本电脑和电话以尽可能多地同时处理多件事。和罗杰斯一起，索罗斯继续寻找可能逆转的不稳定的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将股市的一个沉闷部门变得有活力，他从银行类股票赚了一大笔。他发现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改变了国防业，因为埃及使用的前苏联武器装备表现良好，这表明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索罗斯预测，五角大楼将很快说服国会追加投资，于是他大量投资国防类股票。当索罗斯意识到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他会大胆地买入。在他判定*事开支将上升之后，他成为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最大的外部股东。他愿意在确定他的观点正确之前就孤注一掷。如果他发现一个有吸引力的粗略的投资想法，他会想到别人也会这么想。因为他相信完美的认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追究细节。一次在瑞士滑雪度假时，他买了放在空中缆椅底部的《金融时报》，在上升过程中他看到英国*府援助劳斯莱斯的计划，就在山顶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要求买入英国*府债券。这让专家在细节上纠缠不清。索罗斯的座右铭是：“先投资，后调查。”截至年初，索罗斯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他的对冲基金于年更名为索罗斯基金，又在年更名为量子基金，并已积累了万美元的资产，尽管20世纪70年代股票市场并不好，但这几乎是其初始资本的倍。这个曾经在伦敦勉强维持生计，有时还要靠慈善事业支持的少年，积累了价值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慈善家。年6月，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的简介中恭敬地称索罗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金经理”。他的对手用网球运动员伊利·纳斯塔斯（IlieNastase）赞扬比约·博格（BjornBorg）的话来表达对他的钦佩：“我们玩的是网球，他玩的是别的。”索罗斯没有超越自我欣赏的境界。他这样写道：“我后退一步看自己，心中充满了敬畏：我看到了一个完美打磨的机器。”没有丝毫自嘲的意思。他也在另一场合承认：“我想象自己是某个上帝或像凯恩斯一样的经济改革者（他们都著有通论）或者，甚至更好，是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家（“反射理论”的英文发音听起来像“相对论”）。”但悲剧是他并不快乐。一个投资者如果要成功，他需要用本能，也需要用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