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月原载《人物》杂志年第09期
两年前，许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一群年轻人中，63岁的他第一个登顶。但是凯恩斯对他而言，是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只能爬到乞力马扎罗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玛峰。”棱角许小年很少笑。即便笑，也似乎带着些许嘲讽。他个子很高，瘦到嶙峋，眼神冷峻，嘴角和眼角的纹路像刀斧雕凿般的深刻。在朋友眼里，他的外表和内在保持了某种统一，不存在钝角。许小年有“刀锋”之名，说话锋利清晰，一针见血，不懂得婉转迂回。一次闭门会议讨论经济形势，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两项重要*策：“错了！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在座领导的脸上有点挂不住。“既然是征求意见，那咱就实话实说，结果呢？以后开会就没我什么事了。”他回忆说。许小年的言论一直是有点刺耳的声音。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归类为坚定的市场派，相信市场自发的力量，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市场就是上帝。”“我们在经济面前、在市场面前，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幻想自己能够参破市场的奥秘。市场是什么？是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力量……不要以为我们比市场聪明，比自然高明，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驾驭市场，可以改造自然。”他说。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将他称之为“市场派原教旨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立场如此鲜明的，他和张维迎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是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坚持，不管外部有多少压力，都能坚持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认知，毫不留情地去批评错误观念，他是这种个性，就是自己的独立性……我和他有好多的认识非常的一致，应该说我们都是非常坚定的市场派，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张维迎告诉记者。何处自由？带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许小年却时常感到不自由。过去他经常用“随机行走”描写自己的人生轨迹，在这次采访中，他用了一个看上去更被动的词——“随波逐流”。“像鱼一样随波逐流，那也是一种自由吗？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人就是不自由的。”根据后一种定义，他一直是不自由的。在漫长的过往中，他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命运在其间漂流。“文革”期间，他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去东北当冲压工人，十指俱全已经是一种幸运；重返高校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工作；多年后加入中金，又因难以言说的内情，在中金真正蓬勃发展前离开。人生的每个重要路口，他都不得不做出非他所愿的决定。即使是在已经获得巨大声望的当下，这种不自由依然萦绕困扰着他。去国企演讲，他批评*府管得太多了，国企领导有不同意见，当场进行了不那么愉快的辩论，场面有些尴尬。回来后，他对助理陆燕说：“国企那边以后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了，我讲的那些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活动就比较尴尬，何苦呢，以后这类活动尽量少参加。”“他不是一个中庸的人，不会选择用折衷的方式去表达。”陆燕说。在采访中，他花了一些时间与记者讨论季羡林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某种程度上，他开始收敛锋芒，越来越倾向于内部交流，公开演讲越来越少，微博已经有五年没有更新。“与其言不由衷，不如保持沉默。”他的学生、石投金融创始人宋梅感到他这些年的演讲变得委婉，跟以前不太一样。主动也被动地，他转移了阵地，对于孔子“吾道不行”的悲哀，心有戚戚，“中国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经济学家是良医。良相做不成，只好做良医……自由市场推不动，教书去吧。”年，他进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14年，直至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周，他刚刚退休。在这所学院里，他为EMBA课程的学员讲授宏观经济学。学员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的高管以及*府官员，他们支付60万元的学费，得到为期两年共计18门课的培训。宏观经济学每期课时4天，每天从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半。许小年对学员要求严苛，刘胜*是级EMBA学员，许小年曾送了他四个字，“读书太少！”刘胜*笑着回忆起这件事，“非常刻薄，他从来不会鼓励你而只会打击你，这样的话，像吴老（吴敬琏）他们肯定不会说的，这是他的个性吧，不光对我，对所有的人，对很多官员也是一样的。无论作为学者发表学术观点，还是为人处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表达非常犀利，敢讲，让我们班里的很多*府部门的同学，还有国企的同学，都坐不住了。”宋梅说。朗诗绿色集团董事长田明记得，EMBA班里的同学分为左中右三派，其中有些人和许小年秉持的“无为而治”观念不同，有同学当场站起来和许小年辩论。也许这正是许小年看重教育的原因：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府，企业家处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提高效率的关键位置上。年他65岁，根据学院对教授年龄的要求办理退休。有了闲暇，他动手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书，边写边想着下一本书的内容，“提纲都有了，但不知道下一本能不能出版。”“向往自由，但又摆脱不了束缚。”当谈论自己一生的际遇时，许小年这样感叹道。这种矛盾在他身上经常闪现。他厌恶体制的效率低下和权力的傲慢，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亲身参与改革的想法；他想要实现民众的启蒙，无法施展的时候又会喃喃自语：“我为什么要把这种社会责任背在自己肩上呢？”他的人生呈现的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故事模型——時代轰鸣向前，从未给知识分子太多选择。刘胜*是许小年的学生、同事，也是朋友，他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他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兴阑珊，可能觉得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就像我们讲的古代的士大夫一样，与其这样，不如遁世。尽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敬畏之心许小年并非天然信奉自由主义，如果要形容自己早期对待宏观调控的态度，他会使用“谨慎从事”这样的字眼。转变发生在年，那年他去了一趟美国，正逢美国开始出现部分次级按揭贷款违约，市场都在评估债务违约对经济的影响。他在洛杉矶遇到了和巴菲特齐名的“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许小年跟着他走出办公室，问他怎么看目前的金融市场，格罗斯头也不回，一边摇头一边说：“Bigtrouble！Bigtrouble！”麻烦大了！11年过去了，许小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然而当时的他却不以为然。从洛杉矶飞到纽约，许小年见了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的专业人员，他们给出了和格罗斯截然相反的答案，“Noproblems！Noproblems！”没问题！年的华尔街弥漫着乐观情绪，德意志银行告诉他，“我们有数据，Subprime（次贷）占美国按揭贷款17%，如果坏掉50%，银行的拨备也足够覆盖，没问题。”相比格罗斯的忧心忡忡，许小年更相信投行的数据和判断，“从纽约回来，我觉得，哦，没问题。”年，金融危机爆发。许小年用“惊天动地”和“山崩地裂”来形容那次危机，“这时我想起那个小老头儿了，巴菲特的神奇我没有亲历过，比尔·格罗斯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许小年开始找数据，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找来找去，发现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美联储过于松宽的货币*策造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泡沫破灭，引发金融海啸。”和许小年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张家瑞说：“当时学术界有两派争论。一派是许老师的观点；还有一派认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衍生产品，导致了资产泡沫。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的框架，用数据分析来证明，金融创新也是货币*策的一个结果，归根结底，松宽的货币*策导致了金融危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论文报告的时候，张家瑞记得许小年在台上激情而笃定，“他对我们研究的这个论文充满了自信。”张家瑞说。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呼吁“超越凯恩斯”，其核心观点是，有效市场以有为*府作保障，有为*府以有效市场为归依。他在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因为过去*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府缺位，*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这样两派观点延续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那也是自年代起，经济学界漫长而盛大的争论：自由放任和*府干预之争。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在千百万人进行交易中自然形成的，*府的干预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破坏市场秩序，引起混乱。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经济学家和*府官员的理解，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推行宏观*策，结果还不如清静无为。就像面对大自然，人类曾经野心勃勃地喊出了“改造自然”的口号，在遭遇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大自然的报复后，人类变得谦恭了，开始小心翼翼地保护自然，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凯恩斯则认为，市场秩序是有缺陷的，采取行动改善市场运行效率，是*府的职责所在。批评者指出，凯恩斯主义只顾眼前，增加公共支出以降低失業率，但这会引起通货膨胀，酿成未来的危机，对此凯恩斯回应了一句俏皮话：“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掉。”历史站在了凯恩斯这边。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世界经济一头栽进延续10年的大萧条，备受大规模失业和破产折磨，苦难望不到尽头。胜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乐观主义的凯恩斯提供了一条摆脱泥潭的道路，*府增加支出，拉动萎靡不振的经济；悲观主义者哈耶克却在试图说明，修复系统的一切努力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更糟糕的后果。危机时刻，人们盼望救世主，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说：“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领导美联储的伯南克在年后也得到英雄般的欢呼，他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免于彻底的崩溃，拥趸者们这样称赞道。许小年却不以为然。“他们混淆了灾难的起因和灾难发生后的救援，”他说，“我不会因为美联储的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这是两码事。”货币*策扮演了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世人只看到了后者而忘记了前者。他的第二本文集正是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为书名。许小年和张家瑞的论文至今没有被国际顶级刊物接受。“这个时代选择这个思想家，是大部分人要求什么思想家出来，那么他就出来了。没有凯恩斯，会有另外一个恩斯出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钟祥财告诉记者，“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种选择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符合思想家的全部。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凯恩斯晚年后悔了，他想要重新修改他的书，但时代不让他后悔，人们需要他的理论为现实作支撑。”许小年去北大做演讲，讲华尔街危机的根源。财经作家苏小和坐在下面听，“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好啊，但是觉得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不太了解人性的一种认知的习惯。学者的天职是批评嘛，他永远是批评。但是官员不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你看上去多么正确，别人并不一味地会理解，会接受，不会的。经济学，它只是个工具，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苏小和说。许小年时常感觉到一种无奈。“象牙塔里的文章（凯恩斯主义），变成了指导现实的圭皋，这是比较悲哀的。你在象牙塔里做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没有问题，但你用象牙塔里得到的结论来指导现实的经济活动，来制订现实的经济*策，我觉得问题很大。”“人类总在面临各种问题。我们人类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比较急功近利吧，你看到近处的东西总是大，远处的东西小嘛，所以我们仍然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病急乱投医嘛，一看说哎哟，这些东西最近整体它就掉下来了，那马上要拼命地给它往上搞啊，至于后果怎么样，那不管它，凯恩斯主义就是这样嘛，最终大家都死了，对吧。”张维迎说。宋梅几年前劝许小年别那么认真，许小年回答说：“我不希望多少年之后，人们回顾当下的经济学家，说他们没有作为，说他们没有做学者该做的事情。”“从事后来看，应该讲许小年的多数判断是对的。”刘胜*说。刘胜*在接受采访时对许小年做出了以下描述：“他认为我不考虑能做什么，我只考虑应该做什么。他不是一个智囊，如果让他做智囊的话，他可能是非常的不合格……我们不能说这种理想主义没有价值，但是它可能就会显得不那么入世，或者说和现实世界就会有一定的距离。”对于这些评论，许小年还是不以为然。“应该怎样做（应然）和实际上怎么做的（实然）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却又无法完全分割开来。伦理学研究的都是应然问题，你能说它离现实太远，你能说它没有实际用处吗？”他问记者。破滅与重建独立的思考让许小年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市场的逻辑出发，他总是讲述另外一个故事。在内蒙古写书期间，晚饭餐桌上一群人议论农村集体户口的好处——得益于城市扩张带来的土地增值，城郊农民坐拥百万千万财富，但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养了多少懒汉，不是毁了一代人吗？”席间一位女士说。各自发表意见后，众人转向在场唯一的经济学家。因为花粉过敏，许小年的声音有点沙哑，“让自由主义者来讲，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前都讲劳动创造价值，但是生产要素不止劳动，还有土地和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流通，应该获得收益，这很正常啊。”饭后散步的路上，他自嘲：“我总替富人说话，在草民中口碑不好。”“他不那么符合民众的期望，股民希望股市涨涨涨，他在股市涨得很好的时候就说这个都是泡沫，已经偏离了经济和公司的基本面了，我记得点的时候，他说点我还嫌太贵，然后很多人骂他啊。房价飙升时，民众希望*府来控制房价，年初，他说控制不住，房价还会涨。”陆燕说。许小年自称面对两类听众：*策制定者和公众。“这两类听众其实我都不讨好，*府不太喜欢我，公众也不太喜欢我。”但如果将时间拉回到许小年的青年时代，他毫无疑问是集体的一员。年他被下放到延安一个叫红庄的村子，从延安县城到村子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那时他是信仰坚定的红卫兵，父母是机械工业部的干部。他从小接受正统的教育，爱国家，爱人民，“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到了乡下，才感受到现实和想象的差距。“贫下中农觉悟不怎么高，偷鸡摸狗的事儿常有，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每个陕北村子的后面都有一座脑畔山，他爬到山上干活，登高远望，生产队的地和私家自留地的光景截然不同，公家的庄稼无精打采，自留地的庄稼茁壮挺拔。十几年后他去美国读经济学，才知道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的词——“公地的悲剧”。当时的他只是觉得农民自私，为什么不好好种生产队的地？“自留地的亩产大概两三倍于生产队的地，如果农民都像种自留地一样种人民公社的地，那粮食生产、城里的副食供应还是问题吗？”“在农村看到的和我们接受的说教完全错位，眼前现实和伟大、幸福、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格格不入。”许小年的好友谢侯之说。他与许小年同年去延安插队，与许小年只有一村之隔。红庄生产队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种了几亩西瓜。公社干部来人一看，说“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你们怎么能种西瓜？”许小年跟他吵了起来：“以粮为纲不是说全种粮食，而是以粮食为主。”两边争执不下，公社干部最后命令村支书带人，把西瓜秧全给拔掉了。现在回忆起来，许小年还忍不住带出脏话，“实在把我气坏了，整个一混蛋，人家辛辛苦苦种点西瓜有什么错？只种粮食，现金从哪儿来？那会儿卖粮食换钱是犯法的，你总得给农民个活路吧？！”疑问和忿懑伴随着繁重的劳动和贫乏、枯燥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夏季昼长夜短，每天要在山上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转不完的山峁，种不完的地，在看得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未来面前，刚下乡时的热血渐渐地凉了。“这个地方颠覆了我们所有的认知，观察和直觉使我们获得了关于社会的常识，但还没上升到理性。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理性呢，林彪事件。”谢侯之说。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这一事件让知青们摇摇欲坠的信念彻底崩塌。公社组织知青批判林彪集团的“工程纪要”，飞机残骸的浓烟中现出了残酷的权力斗争，知青们看得“毛骨悚然，背后直冒冷汗”，众人面面相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生活仍在继续。海面上平静如常，海底翻滚的激流，摧毁了旧结构，涤荡卷走了它的所有残余物。许小年常引用《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时候他被各种谎言所填满。当他觉醒的时候，当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呕吐出来，重新开始。”那是一段只能默默化解的精神危机，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粮，填补呕吐后的空白。聊以解愁的俄罗斯民歌带他认识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从《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悲惨世界》和《红与黑》，人文主义的悲悯之心落在*土地上，生根长出了枝叶。红庄的知青大都出身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他们传阅书籍，交换心得笔记。《悲惨世界》到许小年手里时已经残缺不全，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书页上留下汗渍和磨损的褐*色痕迹。“那时候逮什么看什么，就是没有书，那是一个贫乏的时候，特别渴，你什么水都想喝。”谢侯之说。多年之后，许小年才意识到那时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以后，不会轻易接受未经独立思考的任何理论或说教，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好，都不会轻易接受的。”他几乎是迸出每一个字。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思想获得自由并未带来行动的自主。即使他后来成为了思想的强者，个体的命运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定，在人生的大多数路口上，他听任时代在自己身上留下各种印记。在村里的最后一年，他当了小学老师，给农民的孩子们上课。年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放学后走了七八里的山路，回到自己的窑洞。村支书等在那里，笑眯眯地递给他一张纸，那是西安交大的入学通知：“小年儿，读书去吧！”作为工农兵推荐的大学生，他拿到了逃离农村的通行证。“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临行前一天晚上，书记给他开了欢送会，老乡们都来了，旱烟呛人的窑洞里，一个村民拍着他的头说：“这娃可吃苦了。”他嚎啕大哭，泣不成声。第二天早上，书记送他上路，走到村头的枣树滩，藏在枣林中的孩子们突然冲出来，围在他身边，拉着他的衣袖喊：“许老师要当学生喽！”“许老师，你还回来教我们吗？”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来呀，我会回来的。”那几张珍贵的学生照片他一直留到了现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