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
著名世界金融历史学者。著有《货币战争》系列丛书，长期高居中国财经图书畅销榜榜首。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强大之后，它们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相印”的地方*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治新星，以图长期*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映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与欧美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太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升级为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所有该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完全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才能继续运作，这还不算，连这些外国银行的所在国也必须符合该协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存在“监管漏洞”。这样的规定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运作成本。对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的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订者们，将轻而易举地封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而中国国内的银行业还要苦苦遵守这些冠冕堂皇封杀自己的所谓“国际惯例”，天下没有比这种游戏规则更加不公平的了。在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面前，还要被人捆上手脚，这场游戏的输赢早已成定局。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赵煜堃：
金融战争破坏力大于常规战争
货币战争一书序言
赵煜堃，美籍华裔资深媒体人，曾任华盛顿《美洲时报》社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三年前*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作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作“大国崛起”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年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么？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真正世界经济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五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能够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么？
以海战作比：十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今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小鹰号”战斗群五英里。中国在*力暂时无法与美*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定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们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一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联储主席和财长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
经济金融化是一种庞氏骗局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资本主义经过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而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重构直接推动经济金融化进程。新自由主义者视经济金融化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实际并非如此，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借助*府权力实现的，而非市场调节的结果。经济金融化的历史偶然性远远高于新自由主义者所称的历史必然性。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
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了这样的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指出：“如今，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我们正目睹0世纪中期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史学大师和时评作家都认定，世界正处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相联系。14-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集中为商业资本)诞生与壮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萌发。17世纪中叶，英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互促进。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思想才得以体系性确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迄今，从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资本主义经过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而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组织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涵盖了晚期商业资本主义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应，自由主义则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主张回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简称新自由主义)三大思潮。“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所有者及其权力机构。我们将之统称为‘金融’，而他们则以此为平台获取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力”。
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类“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治哲学，强调个人权利，突出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在资本主义成长壮大过程中，古典自由主义要求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旨在增强经济实力、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年“大萧条”出现后，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滞涨”的普遍出现，“福利国家”*策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式微，自由主义复辟，是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类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否定凯恩斯主义、复辟古典自由主义的名义出现，因此与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小*府、重货币、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全面约束*府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个笼子恰恰是依照金融资本的意志设计的。当今世界，现代国家，在*府、市场(资本)、社会三者关系中，*府始终处于关键与核心地位，而资本觊觎*府权力、奴役社会民力的企图随着市场的扩张而日趋强烈。在成功奴役社会民力之后，资本的最大努力就是要俘获企图要“节制资本”的*府。在俘获以至操纵*府上，金融资本比任何资本的愿望更为强烈。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金融资本一旦控制了*府，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过*策直接兑换为金钱，就能实现“以钱生钱”，就能避免去干“倒霉事”。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是守恒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贪欲是无限的。*府的权力相对应的公共资源，一直是金融资本所垂涎的。限制、削弱*府的权力，而金融资本不受约束，那么资本就可以窃取*府的权力，以及相对应的资源。
其次，把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策的首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套明确而行之有效的经济*策，其中宏观经济管理(调控)四大目标具有代表意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财富创造直接相关;“充分就业”惠及广大劳工;“物价稳定”有利于整个经济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涉及汇率稳定，有利于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忽视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价值——价格)与供求机制(供给——需求)的调节与影响，忽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货币主义)把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策的首要目标，而且把稳定物价与调整利率挂钩，而利率工具掌握在金融资本的代理人——中央银行手中。这样，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刷新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不仅资金价格(利率)由金融资本确定，而且整个社会资产价格由金融资本确定。金融资本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定价权。
第三，推行私有化，尤其热衷将公共权利、公共资产私有化。自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大批国有或公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比重普遍超过0%，瑞典甚至超过50%，在一些国家一些部门，如法国的能源，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发挥经济组织的功能，而且还通过工会组织把劳工联系与组织起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此将工业资本的组织化(企业中的劳资合作)推向了极致。公有企业占据广大的经济空间以及形成高度的社会组织，对金融资本的扩张构成极大障碍。金融资本希望经济组织私有化，产权明晰化，如此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改造;希望社会组织碎片化、原子化，好将社会每个成员吸附在金融资本价值生产的链条上，成为各类金融产品的消费者。
第四，推行自由化，削弱或解除对劳动、金融等各类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厌恶*府与社会的制约与监管。现代金融近乎无时无处无欺诈，近乎成为欺诈的代名词，然而通过数学与工程学的包装，用所谓“金融创新”来加以掩饰。金融资本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以钱生钱，往往利用不同市场之间抑或市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微小的利差而进行套利，因此在资本高速公路上即便是一些微小障碍，如1%甚至以下的利得税，就能影响金融资本的“正常流动”。特别是金融大鳄在布局大型“庞氏骗局”——猎获某个中等以上的国家如阿根廷、前苏联这样的经济体时——更需要自由化，即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资本需要自由，工业资本需要有保护的自由，金融资本则需要绝对的自由。
金融资本只在乎能否以钱生钱，至于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甚至是否合乎道德，毫不在乎。3年，索罗斯基金赚的钱和麦当劳公司一样多。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雇佣17万职工，而索罗斯雇佣的人员屈指可数。在索罗斯风头最健的90年代，旗下几支基金在世界各地设立50余家分支机构，雇员也只有一千多人。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潮与意识形态，而且代表着一股强大的*治力量——金融资本以及金融资产阶级。所谓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代理人控制*府，把自己的意志——新自由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系列经济*策，*策影响市场资产价格波动，波动形成利差，套利带来收益。经济金融化使资本主义远离实体经济，实现了“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的狂想，直接以钱生钱，由此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策的核心要义在于经济金融化。大卫?科茨一语道破玄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即是吸取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的部分营养，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烙上金融资本的印记，构建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在*策上要求贸易自由化，凯恩斯主义要求投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则要求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只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抑或一个表现。
为了达到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策目标。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组织——企业依照金融资本的逻辑实施重新构建，使企业存续的目标由原来“企业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实施重新构建——股份制改造的经济理论就是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在微观上，扭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向，即从原来的服从于资本家的利益，变为名义上服从于所有股东利益，由于股东过于分散，而实际服务于大股东金融资本的利益;宏观上，则扭转了资本主义的整个行进航向，即由工业资本主导变为金融资本主导。
企业重构(即“股东利益最大化”导向)在0世纪70-80年代在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到90年代改造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著名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就此指出，公司真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才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经济整体增速的放缓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主义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部门的扩张增加货币资本量，资本积累的过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
其次，*府代表国家行使各类经济主权与治权，是资本自由——金融资本自由欺诈与掠夺——的最大障碍，约束*府“看得见的手”，使之成为一个“守夜人”。公共选择理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将*府赶下所谓“神坛”，认为*府也是一个“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寻租——设租”中，使权力不断倾向于腐败。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要求“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治国(资本代理人制定的法律)，放松监管，就是把本属于*府的权力移交给市场，实际是资本。理论上，*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金融资本约束、管制“看得见的手”，这样就让“看不见的手”为所欲为。
经济金融化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货币，而掌管货币发行与定价的中央银行成为实际统治者，霸权货币的发行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这一强权*策提供理论支撑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亦称货币主义。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是在长期内，产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量、资本量以及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实际只影响物价水平。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策。这样一来，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策工具，由央行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该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平稳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平均增长率相一致。很显然，货币学派是一个赤裸裸的为金融资本服务、为金融寡头鼓与呼的理论，从中已经看不到一丝早期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的色彩。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描绘的世界里，极少数人的“理性”是以绝大多数人的“非理性”为前提，极少数“经济人”是以绝大多数“不能称其为人”为前提，金融领域尤其如此。现代金融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巨型“庞氏骗局”，做局者(骗子)通过调动激发大众(傻子)的情绪，纷纷参与到骗局中来。现代金融抑或就是一个大*场，庄家们挖空心思，把大众吸引进来，围坐在桌旁，成为*徒。为了吸引(实乃蛊惑)大众，为金融寡头所豢养的学者们编制了一套理论，唤曰“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的代表性人物卢卡斯指出，人们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根据已获得的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竞争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的、交易对手的能力是对称的，如此现有的金融资产价格包含一切有效信息，买卖完全自愿公平，实际就是“愿*服输”。“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
新自由主义这些貌似科学(实际也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实在的艺术，即一门*博的艺术、行骗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分离到十分不靠谱的状态。
新自由主义者一直鼓吹，经济金融化是天下大势，历史趋势。所谓大势，必然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客观规律不得违背。然而，实际情形是，经济金融化是垄断金融资本积极推动的，而且主要是借助*府权力实现的，是华尔街操纵华盛顿实现的，是金融寡头遥控*治寡头实现的。摩根士丹利亚洲部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有句名言，“联邦*府就是个乐此不疲的吹泡人”——先是在股票市场上吹起泡沫，然后是债券泡沫;接下去是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泡沫。然而，联邦*府甚至总统都是代理人、是被牵线的木偶，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金融资本及金融寡头在美国成为“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有一个历史的反复过程，透视这个过程，就可以很好地了解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在全世界最突出也最具代表性)是如何通过联邦*府而展开的。
美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以及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得如火如荼，工业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用关税保护市场借以保护工业资本成长的国家主义，与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而且，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是一致的。但是，随着以J.P.摩根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实力快速提升，在对*府权力操控、国家意志、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等一系列*策上，与以亨利-福特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19世纪后期0世纪初期的产业并购浪潮(形成垄断资本)，为金融资本拓展势力提供新契机，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年恐慌”)，成功地把金融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最终以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为标志，金融资本赢得了与工业资本“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大发横财，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且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大萧条”出现前十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美国工业的标志性行业——汽车制造业实际生产量从年到年增长了55%，汽车数量从年的万辆增至年的多万辆，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制造。共和*人柯立芝执*时期(-年)正值美国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4%，学者称之为“柯立芝繁荣”。但是，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调：金融资本势力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股票市场的日益膨胀。
金融寡头操纵证券交易，操控舆论，把各社会阶层——汽车司机、小业主、店员、主妇甚至学生——都吸进了证券市场，渐趋疯狂地追逐股票价值上涨，而且越涨越买，导致股价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攀升。股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金融寡头便不断推出新股应市，赚得盆满钵溢。从年1月到年10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目录表上的股票从4.43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一时间，人们见面话题，只有股票。然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经济学家鼓吹“永久繁荣时代”在10月3日迎来了终结，股票市场终于坍塌，犹如拦洪堤坝决口，迅速冲跨了各类金融机构，然后席卷了各个经济部门，整个美国经济濒临崩溃。
在大危机到来之时，时任总统胡佛(-年)竟然武断地宣布：“无论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或美国企业缺乏信心，都是愚蠢的行为”。胡佛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拥趸，面对经济危机，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反对*府干预，相信自愿救济策略可以渡过难关。很显然，无为而治，束手无策，无疑加剧了危机的蔓延。
金融资本、金融巨头是“大危机”的主要肇始，“大危机”引致“大萧条”，产生“大冲击”，终结了“镀金时期”(GildedAge)。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灰头土脸，古典自由主义身败名裂。代表工业资本的罗斯福上台后，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经济*策，代之以凯恩斯主义与干预经济*策，以霹雳手段打击金融资本(有诸多专家分析，这正是华尔街支持纳粹的*治背景)。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GS法案)，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证券的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严禁商业银行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联营或人员相互兼职。罗斯福*府对金融资本的抑制与打压，以及对工业资本的鼓励与支持，为美国经济社会迎来新的繁荣，由此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社会”时代。
然而，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不甘心他们的失利，在经济、社会乃至*治、思想等各个相关领域积累能量，等待咸鱼翻生的复辟良机。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滞涨”使凯恩斯主义越发式微，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让自由主义在重构中复辟。
福特主义借助掌控*权，强化工业资本统治。摩根主义同样借助掌控*权，强化金融资本统治。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就是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第49-50届)总统(-年)。近代以来，*府(权力)——市场实乃资本(钱力)——社会(民力)相互制衡，构成国家治理的稳定三角。体现金融资本意志的新自由主义，其主旨在于彰显市场力量，实现金融资本的绝对统治。为彰显资本钱力，必须削弱*府权力，约束社会民力。按照金融资本的意志重新塑造*府与社会。
里根在年就职典礼上就急切表白：“*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府的整个施*理念集中体现在所谓“里根经济学”，实际是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税收财**策向资本倾斜，并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的名义，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里根在位时期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去监管、削减*府开支三大标志性*策，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努力使*府变小，把*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松监管，增加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执*期间。从那时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开始，美国*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府在削弱*府权力的同时，以铁腕手段镇压工人运动，打击、肢解、改造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年，拥有1.5万名会员的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PATCO)，为工资待遇问题，与联邦*府交通部属下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进行谈判，谈判在历时半年(-7月)后破裂。8月3日，PATCO发起罢工。里根*府通过直接逮捕起诉工会领导人、冻结工会罢工基金、解雇参与罢工工人(参与罢工的1.万航空调度员统统解雇，一个不留)等极端方式，严厉镇压了这次罢工。由此开启了用“铁扫帚”——休克方式——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策的先河。
积极促成债务经济，为金融资本赚钱营造良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欧洲历史表明，金融寡头是战争的重要策源，战争使*府负债，如此既可影响甚至操控*府，同时又能从借贷中增加收益，即很好地实现“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多张皮来”的目标。让*府背上沉重债务，这是金融寡头千百年来不曾更改的经营法则，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也是如此。里根*府在大规模减税以及削减一般性*府开支的同时，*费与国防开支不断增加，如此使得*府债务迅速攀升，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年占GDP的6%大幅提升至年的41%，创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年，美国国债总计.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化的基础。美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对于美国经济金融化进而对于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年第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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