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
头图/图虫创意
这是一届非同寻常的大选。
拜登赢得了历史第一的选票数量。第二是谁？特朗普。这说明美国众多选民都行动起来了。这两拨激烈对抗的势力，以投票的方式努力地捍卫各自的利益。美国社会在*治主张、经济利益、对外*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达到了历史级别。可以预测，执**下个四年执*的难度。
大选落下帷幕，或许只是个开始。
1/*治自利
如果从里根时代开始算起，民主*与共和*几乎打成平手。共和*赢得了6次大选，民主*5次，但共和*的老布什、特朗普（假设败局已定，下同）都没能连任，民主*的克林顿、奥巴马都成功连任。这次拜登赢得大选，说明民主*逐渐扭转了里根以来的被动选情。
通过上一篇《大选的真相》，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主*的选民基础要比共和*更庞大。投票率越高，对民主*更有利。新冠疫情、黑人运动、底层社会矛盾以及特朗普主义激发了人们的投票参与率，这成了特朗普败选的重要原因。共和*很可能因此陷入“特朗普悖论”：对抗越激烈，投票率越高，越不利于胜选；对抗越不激烈，越默认现状，越无胜算可能。
有人说，特朗普的败选，并不是拜登的胜利，是反特朗普集团的胜利。没错，这是美国平衡*治决定的。
所谓平衡*治，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在持续斗争中趋于平衡的*治。换言之，美国的*治体制本身就鼓励竞争，从竞争中获取各自的利益。大洋彼岸的吃瓜群众，对美国的*治斗争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一场闹剧、丑闻以及虚伪的民主表演。但是，美国选民可不这么想，他们有时会说“选谁都一样”，但是常常还是亲自投下那“神圣的一票”。其实，选票谈不上“神圣”，而是“事关自己的利益”。
这种斗争性的平衡*治，不同于英国传统的精英*治，也不同于法兰西民主。它遵循的是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
我们知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自利即公利的市场原则。这一经典表述送给了我们每天早餐时都可能遇到的面包师[1]，其思想源自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2]。曼德维尔的表述比斯密更加生动有趣，但遭到了包括斯密老师哈奇森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批判。换言之，就连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开始也不完全接受这一主张。
自利原则，与东西方道德家千百年来主张的善良与仁爱背道而驰。人们很难相信，人人为己的社会是繁荣与和平的社会。但是，反对者的批判往往是无力的。因为基于自利原则的自由市场确实给每一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每一个人也无法驱除内心深处的自利，反对者的行为本身也是遵循于自利原则。
经济学家将自利作为一种“假设”来处理，以使社会公众更容易接受。后来，美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给出了达尔文式的解释。美国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的解释或许更加睿智。他说，自利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人天生是自利还是利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自利，无生存”。
*治上，是否也是如此？所有*治家都会说，我当选是为了全民利益，拯救“美国的灵*”。甚至，千百年来民众抱有对*治“贤人”的期盼。但是，*治家也是人，他们若不自利，亦无法存在于世界。
有意思的是，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英国*治精英在经济上完全接受了斯密的自利原则，但是*治上却主张斯密好友、英国*治学家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遵循精英主义传统，而不是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治”。斯密晚年，英国首相、托利*人小皮特带领内阁高管拜会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其实，美国人才是斯密最忠实的学生。斯密在年发表《国富论》，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策。富兰克林等美国开国者们对斯密颇有好感。
在美国开国者中，除了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麦迪逊等都是亲法反英的。他们厌恶英国的精英*治传统，唯法国马首是瞻，推崇法兰西民主。但是，法国革命*砍掉了国王路易十六的头，虐杀了几万法国贵族，美国开国者们吓了一跳，开始独自摸索自己的*治体制。
开国者们经过来回的拉锯博弈，最终形成不同于英法的宪*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性*体。这一*体的形成本身也是“自私自利”斗争出来的。主要是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之间的斗争。这两者的斗争，其立国思想、*治主张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延续至今，是民主*与共和*的斗争之源。
所以，美国的*治，立国以来就是斗争性*治。每个选民、*治家、*派、白宫、州*府、参众两院、最高法院及美联储，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策的。只是没有一个*治家愿意承认这一点。上个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自利原则引入*治中，揭开了*治家的面纱。年共和*特朗普上台彻底扯掉了*治家的遮羞布，让我们看到美国*治斗争像一场场尔虞我诈、丑态百出的宫斗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自利，不生存”，多年来，美国的经验证明这种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治是可行的（不完全认同，有前提条件，第三部分分析）。
有意思的是，民主*更适应*治自利，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更擅于*治斗争。共和*则相反。为什么？共和*在经济上采用自由主义和自利原则，在*治上则倾向于汉密尔顿继承的英国保守主义及精英原则。
先解释一下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一个学术术语，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守派、保守主义是不同的。需要明确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种保守主义，那就是英国的以及继承英国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在文化和社会变革上主张自发演进，即精英原则——被左派认为是保守的。
所以，共和*的优势是，他们在经济上很成功。共和*在镀金时代带领美国走向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共和*在*治上很失败。他们总是一副精英主义的傲慢姿态，跟经济学家一样，懒得跟选民解释“人尽皆知的道理”。在一次大选集会上，一位选民反复对老布什说些什么，老布什没能听清。民主*人借此讽刺老布什，共和*的精英听不到民众的诉求。
列奥·施特劳斯这位“新保守主义之父”[3]。施特劳斯从民主、自由的内涵上指出了根本性问题，反对相对主义。小布什*府不少官员及幕僚是他的学生，奉行施特劳斯的绝对主义。什么意思？
施特劳斯门徒们懒得向民众解释，直接告诉你们普遍真理，你们照着做就行了。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在意识形态上逐渐远离了国内民众。同时他们在国外推行普世价值，不接受民族特殊论、国别相对主义。他们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的鹰派。
共和*的精英传统导致其*治上的失败，至少在群众工作上被民主*完爆。一旦没有经济支撑，经济衰退或危机爆发，大萧条时的大选、滞胀危机时的福特连任大选、经济衰退时的老布什连任大选、8年金融危机时的大选、疫情时的特朗普连任大选，共和*无一例外的败选。
反观民主*在*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秒杀共和*。民主*奉行干预主义，导致其经济成就远不如共和*。于是，他们必须在*治上采用实用主义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赢得广大选民的拥护。比如，最初民主*主张蓄奴，痛恨银行，保护农民和地主。但是，后来的民主*人威尔逊、小罗斯福、约翰逊三位总统采取实用主义*策，成立美联储，支持工会，实施新*，推动平权，成功地将银行家、工会、工人、底层民众、女性、黑人、少数裔、环保主义者、知识分子揽入票仓。知识分子更多地支持民主*，足以看出共和*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
所以，美式平衡*治，是基于自利原则的斗争性*治。纵观历史，共和*“经营”有余，“武功”一般，“文治”残缺；民主*“经营”糟糕，“武功”有余，“文治”杰出。
2/*治周期
拜登当选，在内*外交上都会奉行自利原则，实施有利于自己、民主*、左派及选民的*策。民主*与共和*不同*策，造就了美国的*治性经济周期。*治性经济周期，最早（年）由芬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提出。
*治性经济周期，典型的是总统大选周期。年代，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对*治行为的分析和经济行为的分析应该是一样的。*治家也是为其*治目的而行事，总统目标是再次当选最大化。
谋求连任的总统占据主动权，可以通过扩张财*制造有利于胜选的经济景气及股票繁荣。在野*候选人往往会夸大承诺，尤其是福利承诺，以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承诺）收买选票的行为，是一种*治投机行为。
美国连任大选有一条铁律，那就是股票定律。美国历史上十二次大选中，有十一次股市在任期内涨幅超过20%。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连任的总统皆获得成功。今年新冠疫情重创美股，特朗普与美联储立即大规模救市，股票最终V型反弹。股票虽然收复失地，但是特朗普依然败选。股票铁律在特朗普身上并不“铁”。
美国大选还有两条铁律：赢得战争成功连任；经济糟糕丢掉大选。这两条铁律同时发生在谋求连任的老布什身上，最终老布什失败了。这说明内*，即经济，对大选更为重要。因为对外战争，美国输的概率太低。
最近40年，谋求连任失败的总统只有老布什和特朗普两位。主张干预主义的民主*比共和*更擅于利用*策谋求连任。
年，经济学家阿克曼指出，总统选举周期影响经济*策和经济周期，即*派*治性经济周期。从年开始，美国*治周期（联邦*府和国会）是：-年共和*主导、-年民主*主导、-年转折期、-年共和*主导、-年两*交替。
两*不同的施*理念及经济*策，对经济增长、产业发展、赤字规模、公共用品、社会福利及大型企业影响巨大。民主*在经济上强调*府干预，向富人征税，主张提供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公共福利，偏好文化及科技产业。例如小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奥巴马都是民主*人，他们都推行了*府干预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福利，颁布了社会保障相关法令。共和*在经济上提倡小*府、自由主义，主张放松管制及减税，偏好制造业。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共和*总统，都推行了大规模减税，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
里根*府推动了信息技术发展，但加州的技术精英居然倒向了民主*。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制造业被共和*把持，民主*在最近40年努力扶持文化及信息技术产业，以争取该领域的支持。二是信息技术公司与华尔街密不可分。信息技术公司的天使、风投资金多数来源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后者是民主*的票仓。三是共和*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民主*支持移民和同性恋，主张文化宽容，硅谷的半数精英都是移民者、少数裔，少数精英领袖是同性恋。而共和*倾向于精英的移民*策及普世性的文化主张，不符合少数裔和多样性群体的胃口。四是技术极客推崇绝对平等主义，民主*的激进主义是他们的菜。
对外*策方面，共和*与民主*也存在各自的倾向性，形成*治性贸易周期。通常，民主*上台后会推行相对宽松的自由贸易，而共和*则偏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一结论似乎并不与历史完全相符。比如，民主*人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并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金脱钩。又如，共和*人尼克松总统通过了包含条款的《年贸易法》。可见，两*均搞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治因素：竞选话术和国家利益。比如，最近20年，美国每一届总统大选，两*候选人都大打中国贸易牌，都向选民承诺限制中国。对华牌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必选项。这就是竞选话术。比如，小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搞保护主义。这就是国家利益，尽管这样对国家未必真正有利。共和*人尼克松在70年代打破对华“坚冰”，这也是国家利益。因为当时美在冷战中趋于被动，中苏又僵持，促成中美“握手”。
过去40年，中美两大蜜月期，80年代和入世后到金融危机前，都发生在共和*执*时期。但是，共和*人特朗普又推翻了过去的中美关系，包括尼克松和小布什的外交成果。这是为什么？这也是国家利益。小布什时期反恐是国家利益，为了赢得中国的支持，小布什联合克林顿说服了华盛顿鹰派，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及与中美贸易，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今，拜登对华*策会有哪些改变，能否扭转中美关系？这是彼岸民众颇为关心的。中文网络上的分析几乎出奇一致，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缓和，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抑制或打压战略不会发生改变。
这种分析并不准确。如今，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拜登的支持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发生了根本性分歧。特朗普为了获取更多支持，将中美矛盾上升到国家利益的“*治正确”层面。拜登则批判特朗普刻意制造对立，认为“中国只是竞争对手，俄罗斯才是敌人”。
拜登执*对俄罗斯是不利的，但对中国的*策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有两点需注意：一是嘴上依然会叫得凶，叫给选民听；二是中美会在过去的框架下，如世贸组织下进行协商，改变一些规则。
有人问，难道拜登敢冒违背国家利益、*治正确以及选民意志的风险吗？当然不会。但问题是，如今的美国，在“国家利益”上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的斗争性*治正在趋于恶化，*治自利没能创造公共利益，反而在破坏国家利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头的美国开国者们确立的平衡*治去理解中美关系。斯密的自利原则并不完美，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制度。*治学上说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经济学上说是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制度。
经济学家一直将制度界定为外生变量，无制度环境依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其实，在没有制度保护的自由市场中，自利之花不可能开出公共利益之果。相反，自利定然纵容机会主义，引发外部性——污染、冲突、战争及公地悲剧。所以，制度是内生的，好的制度增进效率，坏的制度破坏效率。什么是好的制度？那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
后来，科斯提出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制度确立，自由交易自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后来，科斯的继承者们（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条件下继续拓展，更加强化了各类经济组织及制度在促进经济效率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接受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原因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很多理论无法实证，诺斯等采取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为反对的。换言之，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缺乏科学性。所以，时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以及共和*秉持的自由主义在无制度框架下“裸奔”。至少，他们没有建立包含制度内生性在内的完整的自由理论。同时，又表现出一副精英主义的傲慢。
为什么美国基于自利原则的平衡*治及自由市场又是成功的？因为开国者们比经济学家更务实地建立了一套出色的宪*体系。美国的历史叙事，从五月花号开始。但是，建立了宪*后，美国才有完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
什么是宪*？有人认为，宪*捍卫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实不是。宪*是维护“真理”——公平正义，避免个人独裁，也避免民主引发的多数人的暴*。宪*保护的公平正义是不允许通过“多数人投票”推翻的，只能是罗尔斯式正义——不论出生，一视同仁。不得不说，这种表述也容易被贬斥为精英主义。
比如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意思是，国会不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立法的方式，剥夺个人以上三大自由。
正是有了宪*，美国两*不管怎么斗争，“三权”不管怎么斗，*治家、金融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工人、选民怎么按照自利原则竞争，最终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结出令人称赞的善果。在公平正义的制度下（注意前提条件），*治斗争，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都是进步的。
其实，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指出：“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同任何其他的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相竞争”[3]。
但是，最近半个世纪，正义的法律正在遭受挑战。
3/*治危机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最近20年，美国的宪*遭遇挑战。从制度层面看，可以界定为宪*危机。若有耸人听闻之嫌，可解释为*治制度危机。一旦公平正义的制度被破坏，依据自利原则的*治道路定将误入歧途。
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美国宪法忽略了近半个世纪的两大新变化：一是金本位货币转向信用货币；二是贸易全球化转向金融全球化。
先看信用货币。在宪*体系下，美国各派势力相互斗争，最终设计形成了权利分散的美联储。美国宪法将货币发行权赋予国会，具体的货币决策则采取精英原则，由主席及委员独立决策，不受白宫及任何个人的干预。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美国宪法并未对美联储提出约束，也没有对*府的财*赤字货币化融资提出约束。在金本位时代，货币发行受硬约束，美联储体系问题不大。但是，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美国进入信用本位时代。信用货币没有*金硬约束，发行纪律只能依赖于美联储的“精英”。于是，各种势力开始游说、干扰美联储。这相当于美国的宪*出现了第一个制度性漏洞：货币*策的公平性挑战。
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总统谋求连任时对美联储的干预。连任大选前，尼克松给其*治盟友、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施压，希望后者降息增加就业。年10月10日的总统办公室的录音证实了这一点。要知道，此时尼克松刚宣布美元与*金脱钩，伯恩斯完全可不受*金约束扩张美元。此后几个月，有两次录音显示，伯恩斯答应了尼克松提高货币供应增速的要求。数据显示，在尼克松连任竞选期间，M2大幅度上涨，增速普遍维持在12%以上，远远高于年前后的水平（6%以下）。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以上录音被曝光。尼克松被媒体批判为“*治投机分子”。伯恩斯这位在学术上享誉盛名的经济学家，被人批判为“当代最*治化”的联储会主席。二人合谋的扩张性*策加剧了滞胀危机的到来。这印证了诺德豪斯提出的机会主义*治性经济周期。
年，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他极大地增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这一制度漏洞定然引发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谋求连任的里根也曾暗示过沃尔克。据沃尔克回忆录记载，当时他被里根召唤到白宫总统图书馆，与总统和幕僚长会面。会面地址没有安排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原因是，里根为了防止录音，避免重蹈尼克松的覆辙。
在信用货币时代，宪*这一漏洞被无限放大，*府、企业家、金融家、工人及选民组成利益群体，试图搭货币扩张之便车，将美联储沦为“公地悲剧”。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写了两本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姊妹篇）。他在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治游说团去影响*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同时支持*府扩张权力以提供更多公共用品。这些搭便车的既得势力越庞大，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国家也最终陷入衰落的境地[5]。
过去40年，美国既得利益者，包括建制派、华尔街、科技公司、部分黑人、福利主义者，大规模搭便车。8年金融危机后，福利民粹主义崛起，民主*、共和*以及福利民粹主义选民彻底将美联储沦为“提款机”。美国进入了非理性的“吃大锅饭”时代。
信用货币的宪*缺陷，正好迎合了民主*的福利主义*策。这是民主*在最近20年能够逆转被动选情的关键。这也导致共和*的建制派站在了反特朗普的一边。
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滥发货币其实是违宪的，但是美国的宪法并不明确。或许，美国还需要一个关于央行及货币的宪法修正案。与美国宪法相比，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央行的约束更强。根本上，经济学家还没有建立一套好的信用货币理论以及制度。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缺乏实操性最终误入了大央行干预主义歧途。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勇敢者的时代。
第二个宪*漏洞是金融全球化。美国宪*管的是美国范围的事情，管不了全球化的事情。当世界进入深度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后，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化制度，是美国宪*面临的挑战。
比如，美国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市场，而美国工人受制于国别不能在国外谋求工作，可能面临失业。这是金融全球化时代贫富差距扩大重要原因。又如，美国资本在海外建立特殊的垄断市场，形成了庞大的全球化既得利益网络。这既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海外市场消费者的利益。
全球化是国家制度弱化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全球化制度替代国家制度，经济全球化定然会陷入无效率。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宪*的漏洞不断放大，持续加剧了美国社会矛盾。或许，美国还需要适应于全球化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府必须与他国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到这里，我不得不修正我在今年黑人运动时一篇文章的观点。在存有两大漏洞的宪*中，*治自利将美国引向迷途。
信用货币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正在挑战民主，打击自由，甚至可能引发宪*危机。宪*一旦出问题，美国的*治斗争则反过来加速破坏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美国华尔街、跨国公司、科技公司、黑人、福利主义者、建制派组成的既得势力成为了赢家。每一次货币盛宴，华尔街躺赢，福利主义者躺吃，民主*建制派得心应手。然而，国家却在盛宴中沉沦。尽管国会试图阻止联邦*府扩张赤字，但每次以妥协告终。这说明美国现有的宪*体系根本无法阻挡既得势力对货币盛宴的穷奢极欲。
法兰克福学派左翼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一本书《单向度的人》。他在书中的言论极端，指责工业时代的人已经被“圈养”地失去了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没有灵*，盲目地接受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这群既得势力是信用货币及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的大赢家，他们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全球化秩序。拜登和民主*建制派一定会固守原有的秩序。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就是受害者，他们是美国中产、工人、本土企业家、白人。这股势力，目前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他们试图破坏既得势力的货币“便车”以及全球化利益链。特朗普主义以及本土白人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只是改变的第一步，但仅此是不够的。
很多人在思考特朗普是否有翻盘的可能。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法院介入。但是，最高法院介入的可能性极低。最高法院是宪*的守卫者和最终仲裁者，但是一般不介入大选。因为一方面怕破坏三权分立，另一方面忌惮于掀开既得势力的面纱，触发不可收拾的社会运动。
当今美国的冲突，并不是民主*与共和*的冲突，而是特朗普集团与反特朗普集团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可能有建设者，也可能有纯破坏者，更多的可能是自我利益的角逐者。如果不堵住这两大制度漏洞，自我利益角逐者也可能加入搭便车行列。
美国如何才能重回宪*的正轨？
大选期间，不少学者在取笑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年的《历史的终结于最后的人》中指出，随着苏联倒台，意识形态斗争的帷幕降下。自由市场和民主*治将是最后的历史[6]。
有人说，美国需要重新唤起开国者们的智慧。但是，开国者的智慧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道德家赋予的，而是智慧与危机感的叠加催生的。
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这句话在右派意识形态中广为传颂，但这恰恰体现了精英的傲慢。其实，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泉，既有左派的激进主义，也有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这种理性的自负在共和*中既表现在学者的唯科学主义——缺乏对制度内生性的接纳，又体现在*治家缺乏灵活的领导艺术。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是失败的，但作为*治学家或*治家是成功的。经历了一战，凯恩斯在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危机预言-成真。正是这种危机感才驱使凯恩斯抛弃了英国的精英传统。他的理论及*治行动，促使大萧条下的强人、穷人、无知者和无信仰者没有集体倒向纳粹主义。
当然，没有人是“天选之子”，被赋予家国天下的使命。唯有共存危机促使个人自利形成最大公约数，才符合演变路径。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在于，在危机感（英国殖民统治）的驱使下，他们既知道什么是正确道路，更懂得如何在斗争与妥协中走向正确的道路。
最近30年，美国太安逸了，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对手。这个国家在安逸中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危机意识，以至于他们不主动修复宪*漏洞，而是在美元的信用宽松及全球化红利之上“躺赢”。或许只有遭遇真正的国家危机，才会有彻底的改变。
参考文献：[1]国富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2]蜜蜂的寓言，伯纳德·曼德维尔，商务印书馆；[3]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4]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5]国家的兴衰，曼瑟·奥尔森，上海人民出版社；[6]历史的终结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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