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那些了解凯恩斯，但却无法接受他的货币理论，以及认为他的言论时不时就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个人魅力仍然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他比我年长16岁）来说，早在他成为真正的经济理论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个毫不畏惧对年和平条约中的经济条款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不正是他吗？我们欣赏他那些文采四溢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言不讳，思想独立，尽管一些年长而敏锐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论点中的某些理论缺陷。我们这些有幸与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舌灿莲花深深吸引。他既博学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那是在年于商业周期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我们第一次就利息理论的某些方面争论不止，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尽管我们很少在经济学上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共同兴趣。他的言谈举止有些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会盛气凌人地不顾年轻人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他毫不低头，那么即使这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以后也会永远尊重这个人。年，在我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后，我们便经常通信，并时不时面对面地交流。
凯恩斯改变思想
我曾答应《经济学杂志》，对他刚出版的《货币论》（TreatiseonMoney）予以评论。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两篇长文。对于第一篇，他的回应是对我的《物价与生产》的反击。我认为，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驳倒了他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体现在第一卷中），尽管我对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许多深刻但不系统的见解非常钦佩。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这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发布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当他那本现今已经闻名全球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我不予置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后来为此自责不已。我担心，在我还没完成我的论证之前，他就会再次改变想法。尽管他称它为“通用”理论，但在我看来，它显然是一部体现时代的著作，并受到他所认为的在*策上的货币需要的制约。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我当时只是模糊地注意到这个原因，但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时，这个原因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对那本书的不同意见与其说是来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细节，不如说是来自整个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分析的有效性。我现在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意义将会显现出来——在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暂时衰落方面，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发展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但首先，我想指出，对于这种宏观理论趋势要由凯恩斯来承担责任，简直就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因为他实际上对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计量经济学考虑甚少（我认为，他对这方面毫无感觉）。他的思想完全植根于马歇尔经济学，这实际上是他唯一了解的经济学。
尽管凯恩斯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猎，但他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却相当狭隘。除了法语文献，他不读任何外语著作——或者，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于德语资料，他只能读懂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在《经济学杂志》上评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货币论》（TheoryofMoney）（就像庇古在早些时候评论维克塞尔一样），却没有因此在其中获得任何启发。
我恐怕必须承认，在凯恩斯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之前，他并不是一位训练有素或经验十足的经济理论家。他从相当初级的马歇尔经济学起步，对瓦尔拉斯、帕累托、奥地利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取得的成就近乎一无所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完全掌握了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他从来没有系统地思考过资本理论，甚至他那被看作其起点的货币价值理论——后来成为他批评的对象——也似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量论的交换方程式，而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那种老练得多的现金平衡方法。
总量思维
毫无疑问，他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总量思维，他所做的整体估计是毫无说服力的（有时还空洞无物）。早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英国回归金本位时，他的论点就完全以价格和工资水平为依据，几乎完全无视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后来，由于他坚信，这些平均数和各种总量在统计上是可以测量的，因而便也越来越相信它们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他最后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总需求、投资或产出等“可测量的”总量之间存在着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函数关系，而这些通过经验便可以假定的“常量”将使我们能够做出有效的预测。
然而，在我看来，不仅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这些“函数”将保持不变，而且我相信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之前很久就已经证明，它们不可能是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甚至其变化会完全相反。这些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实际上取决于微观经济结构，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系统所忽视的不同价格之间的关系（所有宏观经济学都将其视为准常量）。其关系可能由于微观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非常迅速的变化，因此，建立在不变这种“常量”假设基础上的结论必然误人不浅。
我用消费品的需求和投资额之间的关系做一下说明吧。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投资的增加。但凯恩斯假设，情况总是如此。然而，很容易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投资的减少。正如凯恩斯的一般假设那样，所有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都有没被利用的部分时，第一种假设才会普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时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资本财的生产。
然而，如果经济体系处于充分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通过暂时减少消费品的产量，才能增加投资品的产量，因为要增加投资品的产量，就必须把生产消费品的要素转移到投资品上。而且，这些额外的投资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商品的流动性。
充分就业的假设
凯恩斯指责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的反对也是错的，这似乎最终使他误入歧途。他似乎是在振振有词地声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论点是基于充分就业假设，而他自己的论点是基于可以被称为“非充分就业”的假设，即假定所有要素和商品通常都留有未被利用的部分。但这种假设不仅至少与前一种假设一样不太可能贴合实际，而且更具有误导性。
对充分就业假设做一些分析，即使这个假设只是部分有效，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价格机制的作用，理解不同价格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引起这些关系变化的要素的重要性。但是，所有商品和要素都过剩的假设却使得整个价格体系显得多余，让人觉得价格体系不是什么确切无疑的东西，而且难以理解。
实际上，凯恩斯的一些最正统的信徒似乎对所有传统的价格决定和分配理论（所有这些都曾是经济理论的支柱）一概弃之不用，因此，在我看来，在理解经济学方面，他们早已停滞不前。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认为创造额外的货币将创造相应数量的商品的信念，必然会导致更原始的通胀主义谬论的复活，而我们曾以为经济学已将这些谬论连根拔起。我毫不怀疑，战后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影响。凯恩斯本人并不赞同这一点。
事实上，我相当肯定，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是当时对抗通货膨胀的顽强斗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就是他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或多或少清楚地告诉了我这一点。那时，他的言谈具有别样的启发性，实在是值得一提。我问他，对于他的一些信徒就他理论所做的解释与运用，他是否有所担忧。他的回答是，这些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是非常需要的，但这些理论一旦变得有害，我可以肯定，他将很快使公众舆论发生变化。我之所以对他心生责怪，是因为他把这样一部应时之作称为《通论》。
博学多才
事实上，尽管凯恩斯喜欢摆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没有什么人听得进去的预言家模样，但他对自己的说服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乐器的演奏家一样影响公众舆论。就天赋和气质而言，与其说他是专家或学者，不如说他是艺术家和*治家。他虽然天赋异禀，但他的思想既受纯粹理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审美和直觉的影响。
对他来说，学习知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但是，他的直觉使他在证明结论之前就确信这些结论，并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论论据来为同样的*策辩护，这使他对通常用来促进知识发展的缓慢而艰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凯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艺，以至别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他那既错误又危险的经济学似乎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你考虑一下他在经济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多么少，那么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他作为经济学家被人铭记的事实，既是奇迹，又是悲剧。即使他从未写过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他也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作一位伟人铭记着。
我无法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表明：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那时，他已经身体抱恙），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务。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里，我比较全方位地认识了他，对他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当年我必须在剑桥久居时，他在他的学院为我找到了住处。周末，他竭尽所能地在剑桥寻找安静的地方。
我经常见到他，对他的了解也不仅仅限于工作。也许是因为他想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抑或是因为他所有的公务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兴趣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在战前减少了与商界的联系，放弃了学院工资，但他在公务之外仍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活动，而这些是会耗尽其他大多数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