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交易背后有哪些内幕？一位从业30多年的艺术史家、投资顾问把他所知道的故事纤毫毕现地写入了小说里。
撰文
孙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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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杨
在为一副海景画撰写拍卖图录的时候，还是学生的黄文叡没有想到，手里的这幅画能拍到万美元。进入拍卖行前，这件菲兹·休·莱恩（FitzHughLane）作品一直被挂在波士顿一家酒吧的吧台后，长年油烟熏染，为它蒙上了一层薄雾。老板显然没怎么把这幅画当回事，美元就转手了。到了年，这幅画重现市场时，已经是1万美元。不寻常的高价引来了媒体的注意，把画的背景挖了个底朝天。人们这才知道，当年那位花了万的买家，正是波士顿的黑手党“疯眼”家族。而他们高价买画的动机，无非就是洗钱。
黄文叡是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先后在纽约大学、耶鲁大学任教，研究主题都在艺术史与消费行为理论的交叉领域。后来，他进入艺术品行业，当过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策展人，又成为美国摩帝富艺术集团（MotifArtGroup）副总裁，为欧洲老家族和中东王室提供艺术品投资咨询。
年，黄文叡逐渐放下集团的管理，移居上海，放慢节奏，“想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到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担任教授，业余时间则交给了小说和现代艺术史笔记的写作。自本科阶段发表第一部小说至今，他已经出版7部小说了。
在美国，艺术品的金融运作已经行之有年，相对成熟。在中国，这片市场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缺环很多。同时精通西方艺术史，并知晓艺术金融运作门道的专家为数很少。黄文叡在复旦的一位同事评价，“他就是艺术与金融之间那个可贵的连接”。
起于真实故事的悬疑小说
在30多年艺术品研究与投资生涯中，黄文叡耳闻目睹过太多明暗参半的故事。出于人情牵扯和职业规矩，其中大部分故事不能为外人道。好在，他还有另一个出口来安放它们，那就是小说。从美国的圈子“退休”后，他便提笔写下了艺术品行业的故事。于是，有了一部颇有阿加莎·克里斯蒂风格的悬疑小说《消失的波洛克》。
完成近20万字的《消失的波洛克》，黄文叡只用了3个月。之所以“下笔如有神”，是因为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至少已有10年了。故事缘起于现实。在美国工作时，他曾遇到一位来自弗罗里达州的银行家，想把一批艺术品抵押给银行，需要找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就找到了黄文叡当顾问的公司。这批画里有6件波洛克滴画，让他心生疑惑。
波洛克在美国的地位非同小可，他独创的滴画，被认为是美式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他的一件小幅作品已经能够卖到万至万美元。可黄文叡经手的这些滴画却好像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未公开展出过，也没有著录，一直被放在藏家的仓库里，保存也称不上精心。这与艺术家的份量很不相称。“这样一位大藏家，不可能一直随随便便把波洛克丢在仓库里”，黄文叡回忆当年看到画时的第一感觉。
不论是对中国还是西方绘画，鉴定主要依靠的，还是经验。鉴定者需要有丰富系统的艺术史知识，但这只是为作品划定坐标的大框架。最终决胜负的关键点，是丰厚的观看经验和良师的点拨。这种长久积累起来的感觉，很难言传。鉴定鉴价难，这正是艺术品市场为何自古以来都无法充分开放，始终是一个小圈子游戏的原因。
“做我们这行，始终是把怀疑放在第一位”，黄文叡举了个例子，如果在艺博会上看到毕加索作品，远远一看和走近细看，得出的风格期结论不同，他就会怀疑，这件作品是有问题的。
黄文叡对藏家送来的6件波洛克满腹疑窦，就提出要把它们送到专业机构做媒材和生物证据鉴定。果不其然，藏家拒绝了，他转而提出要把家具、珠宝与这些艺术品一起打包出售。进一步打探，黄文叡才知道，这桩预谋不成的抵押背后藏着环环相扣的骗局。
年，黄文叡看到新闻，波洛克的《No.5,》以1.4亿美元成交。这又令他想到当年那6幅滴画。“如果那些画也鱼目混珠进入了市场，后果会很严重。”
波洛克《NO.5,》
“很多西方藏家不敢碰的渠道，中国藏家就敢”
《消失的波洛克》也是从一次鉴定铺展开来。主人公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保罗·霍顿被带到了纽约长岛的一座封闭别墅。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批自己从未见过的珍贵艺术品。紧接着，他的朋友和昔日得意门生先后在别墅里死去，变故接二连三。
在对作品真伪的探寻中，保罗一层层揭开了银行家大卫和摩根大通副总裁卡尔布下的局：大卫别墅里的艺术品，虽是真迹，但是从地下渠道取得的纳粹掠夺品，无法公开拍卖，还有被家属追索的可能性。为了“洗白”，他们对艺术品做了各种变造，比如裁切，再比如，撒上了新的颜料。然后，他把变造的艺术品抵押给了摩根大通银行。而银行之所以会接手，是因为高管卡尔是收藏家大卫的同盟，他们都指望靠着这批地下艺术品赚钱。
忽悠学术权威保罗给出鉴定意见，这是大卫和卡尔布局的关键一步。之后，他们就可以拿着保罗的背书，说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董事们准许6件波洛克进入馆藏。具体步骤是，由摩根大通银行出面，通过苏富比拍卖行，营造高价收购画作的假象，再捐赠给名声显赫的MoMA。就这样，原本见不得光的艺术品摇身一变，彻底登堂入室了。
摩根大通也是得利方。按照美国税法，向非营利机构捐赠艺术品的企业可以享受减税待遇，减税额度最高可以达到作品估价的50%。在这次捐赠中，摩根大通可以获得可观的减税额度，远高于获取艺术品的成本，同时，还能赢得一个好名声。而在作品进入MoMA以后，大卫和卡尔还能继续运作，再次谋利。
在故事里，黄文叡基本把艺术市场可能出现的舞弊都演绎了一遍。对艺术市场有了解的人，能看到这些情节与现实世界的对应：违规抵押的银行、制造虚高价格的拍卖行、被诈保的保险公司、私相授受的美术馆馆长和若隐若现的黑手党。为了制造戏剧冲突，黄文叡将他们组合起来，再涂抹上一些“颜料”，让人感到真假难辨，甚至会对号入座。
黄文叡本人所见的现实真是这样满盘皆墨吗？“真真假假，它们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或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可的确会分散发生在各个地方”，他说，在更为健全的西方艺术市场，违规操作较少，“不过，人脉依然有很重要的作用”。
小说的故事开始于别墅中的谋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有相似之处
这场弊案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艺术品抵押。在中国，不少银行也在开展这类业务，但因为此前不少暴雷案例，金融机构都对此相当谨慎。抵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为艺术品定价”。年，一位企业家以伪造的“汉代金缕玉衣”向建设银行下属支行骗取贷款11亿元，就是一个典型事件。其中的关键一步，正是得到了国内几位顶尖专家出具的鉴定证书。
“要阻止弊案发生，中立、权威的鉴定鉴价机构很重要”，黄文叡说。在美国，出现离婚、死亡和破产时，各州法院会指定州内的鉴价机构对艺术品资产进行估价。如果是抵押贷款，则需要权威鉴定机构的专业评估以及公开市场的拍卖纪录作为依据。但在国内，还没有能够得到各方采信的评估机构。而为了避免学术腐败，体制内的专家又不被允许对外出具鉴定证书。
《消失的波洛克》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最后在黑市买下这批“地下”艺术品的买家是中国人。卡尔还多次为找到中国藏家的决策洋洋得意。
卡尔为什么要找中国藏家当“接盘侠”？黄文叡并没有在小说里明确交代。他后来告诉我，“那几年，中国藏家是非常勇猛的，也可以说是‘蒙着买’，很多西方藏家不敢碰的渠道，中国和中东的藏家就敢”。
黄文叡在美国工作的时间，也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从无到有，随即稳坐世界市场第二、第三把交椅的阶段。处在他这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到的更多是狂飙突进背后积攒的问题：“一些中国藏家势头很猛，不按既定牌理出牌，在国外被视为异类。也有藏家在海外高调拼抢艺术品，之后又拒不付款，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不过，小说中那两位接手的中国藏家也未必是上当受骗。交易是各取所需。“这类买家鉴定能力其实都很强，他们只是需要通过跨境购买艺术品的方式洗钱，很多黑手党、恐怖分子和毒贩买到艺术品后，就不会让它们轻易浮上台面”，黄文叡说。
如何跨越陷阱？
“指标陷阱”，这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杰瑞·穆勒(JerryZ.Muller)发明的术语，用以指代人们因膜拜指标而造成的认知误区：越来越忽略“质”的优劣，只注重“量”的积累。如今，指标的地位已经太过显赫，以至于在它明显出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然选择盲从。
在黄文叡看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就是陷入了“指标陷阱”。数字指标正发出错误的信号。
健康的艺术品市场，应该由一级市场的画廊，和二级市场的拍卖行共同支撑。画廊是包装并向市场推介艺术家的第一步。超级画廊和一线画廊的老板往往就是半个艺术史家，有深厚人脉、选择艺术家的眼光以及品牌运作能力，很有话语权。他们长期为几位艺术家打理事业，与画家的职业生涯紧密捆绑，其工作是以长期利益为导向的。画廊卖画给收藏家的过程一般也是私密的，不会公布成交数字。
相反，拍卖行是一个公开的、流动性很强的平台，为短期结果负责。它不梳理艺术史，不输出观点，它用数字说话。
马克思说：“艺术品虽是最高层次的精神产物，但只有当它们能直接产生实质财富时，才能获得中产阶级的青睐。”过去30年里，拍卖数据就极为直观地演绎了财富是怎么冒出来的。因而，它也受到了最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