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进行着无止境的积累，致力于塑造地理空间并促进后续其自身的再生产及演化；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及其矛盾，资本早已僵化并陷入混乱；这是资本不时自我再造的一种关键手段。在创造资本主义活动所需的空间方面，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以降低跨空间移动的成本和时间为目标的技术、组织和物流方面的创新在持续进行着。
资本流通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可用两种方式减少。
第一种涉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当今时代，货币资本的移动性受先进的信息技术影响而大增，商品的移动性因商品的特性和可运输性而异则普遍较低。生产型资本是移动性最低的资本形式。生产所动用的资本往往固定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而初级产业的地点限制（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等）是显而易见的。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有助于各种活动分散到越来越大的地理空间。资本得以探索许多不同地方的赢利机会。地区专业化和分工变得十分显著，因为成本上的小差异（例如因为地方税赋有差别）便可能带给资本较高的利润。生产上的新地理形态往往源自激烈的空间竞争，而这种竞争则因为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效率提升而加剧。
资本降低移动的成本和时间的第二种方法，是资本家明智选址，尽量压低运作成本，包括取得生产资料（包括原料）、劳动力和把产品运送到市场的成本。许多不同的资本聚集产生了“聚集经济”。不同的公司和产业可以分享设施、劳动技能、信息和基础建设。这些富有活力的中心提供的机会也将吸引劳动者前来。都市聚集产生地理上的集中，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空间环境，有利于集体维持某些类型的生产活动。资本积累的过程汇聚在一起产生经济区域。这种区域的边界总是模糊和可渗透的，但区域内交错的流动产生足够的结构一致性赋予该地域某种特色。结构一致性远不仅限于经济交易，还会延伸至态度、文化价值观、信念以至宗教和政治联系。为生产和维护集体财产而建立的治理制度融入地区行政体系，以便促进和管理资本自身生产和消费的集体条件。各种优势阶级或霸权阶级联盟形成，赋予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某种特质。区域经济体形成不均衡的地域发展，有些地区越来越富有，而贫穷地区则越来越穷。先进地区能吸引到新的社会经济活动，因为它们的市场充满活力，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比较强大，而且比较容易取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先进地区有资源（体现在越来越大的税基上）可以进一步投资在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上（例如公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等），而这会吸引更多资本和劳动者涌入。以先进地区为中心的交通路线因为交通流量大而继续改善，并吸引更多资本涌入。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并未获得足够的发展，可能流失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活动，陷入萧条和衰败的恶性循环。结果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分布不均，集中在若干地区。但是，聚集导致的持续集中是有限度的。过度拥挤、污染加剧、高昂的行政和维护成本（税率和各种收费越来越高）均会对聚集造成损害。本地生活成本增加，将促使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的薪资，最终可能令整个地区丧失竞争力。劳动者集中在若干地区，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对抗剥削。土地和房产价格高涨，因为食租者阶级将尽可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日益珍贵的不动产赚钱。
一个地区的成本快速上涨时，资本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其他地方开展他们的业务。新的技术和生产组合兴起、劳动者抗争激烈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硅谷逐渐取代底特律，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取代鲁尔，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取代都灵。此外，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如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较晚起步的中国内地，则在某些生产领域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这些变化造成多场贬值危机，影响波及全球经济的其他地区。美国中西部的“锈带”曾经是该国的工业资本重镇，没落之后便与新兴的“阳光带”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资本必须经得起旧事物毁灭的冲击，并做好在废墟上建立新地理景观的准备。为此，必须有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可用。好在资本的本性就是一直努力创造这种剩余——往往体现在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资本过度积累上，通过地域扩张和空间重组吸收这些剩余，解决剩余资源的出路。
资本往往在危机时期，自主地利用都市化和区域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多年时间才会发展成熟）的方式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政府往往选择在危机时期启动国家出资的基础建设计划，希望借此重振经济增长。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便在当时尚未开发的一些地区，推动未来导向的公共建设，希望借此利用剩余的资本和失业的劳动者，当时约万名美国人受雇于工程进度管理署（WPA）的建设项目；同一时期，德国纳粹政府也基于类似原因，在德国兴建高速公路；在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弥补出口下跌的损失，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巨资用在城市和基础建设上，吸收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当局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全新的城市，中国的地理景观因此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正是这样，资本发展出各种“时空修复手段”，解决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吸收问题。
新的区域分工、新的资源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都提供了产生利润、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新机会。但是，这种地域扩张往往威胁到已经固定在其他地方的资本的价值。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出走并任由遭离弃的地方破败和贬值（如底特律）；又或者留在原地，无可避免地产生剩余资本，最后这些资本因为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泛滥成灾。本来是希望解决矛盾的信用融资也导致矛盾加剧。信用贷款令许多区域容易受投机资本的流动伤害，因为这种资本流动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以破坏其发展。约从年之后，区域负债变成一个全球问题——许多较贫穷国家在有心人的引诱下，变成剩余资本的“水槽”，最终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偿债，必须为承担的债务负责任。例如年的俄罗斯、年之后的阿根廷等。债务国必须承受资本贬值的代价，债权国则获得保护。债权人可在严苛的偿债规则下掠夺债务国的资源。几年前的希腊便是这种过程走到极端的一个恐怖例子。债权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国家鲁莽到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他们将狠狠地加以蹂躏并吃干抹净。
相对于信贷“游资”的移动，资本出口至其他地方，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到新地区，启动资本积累的过程，往往能产生较长期的影响。英国在19世纪产生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流到美国和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创造出新的、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产生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在这些新区域，资本体制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成熟到开始产生剩余资本。因此，资本输出国可以期望在一段时间里受益于这种过程。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才成熟，尤其有望令资本输出国长期受益。但是，这些投资的收益率，最终还是取决于接收资本的地区能否演化出强劲的资本积累动力。在19世纪，英国以这种方式提供资本给美国。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和日本；美国当局显然看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且不谈冷战的军事方面）有赖这些其他空间的资本主义活动积极复兴。这些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新空间最终将产生剩余资源，而这必须借助进一步的地域扩张来吸收，矛盾便产生了，并引发地缘政治冲突。最近数十年，我们见识到层叠扩散的时空修复手段，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生的剩余资本开始在世界流动，寻找有利可图的出路；此后很快便轮到韩国的剩余资本这么做，然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台湾地区。资本流不时被改变方向，从某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资本主义体制整体而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体制中某些部分不时会遇到困难。这种地区间波动的整体效果，暂时减少了过度积累和贬值的总风险，即使局部地区可能陷入严重的萧条。这种整体效果引发了误导：“许多人误以为只要能把资本的形式调整到像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和西徳、美国（20世纪90年代）或中国（年之后）的主流资本形式那样表现良好，则所有地方都将万事大吉。资本永远不必处理它的系统缺陷，因为它可以把问题在各地域之间转移。”
但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因为多个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处于过度积累的洪流之中，因为缺乏实现价值的市场，又或者必须追逐稀缺的原料和其他关键的生产工具。因为它们不可能全部成功，结果是最弱者屈服，陷入严重的局部贬值危机，又或者是地区和国家之间出现地缘政治斗争。国际贸易战、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以至于最终导致军事对抗和战争的爆发的一系列危险挥之不去。这种危险酿成了20世纪资本主义强权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时空修复手段变得十分险恶，因为它把局部和地区的贬值和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出去，由其他地方去承受。这种情况如何及何时发生，受以下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家权力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明确形式，以及空间和时间之中资本积累的过程。地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完全展现。相对的空间固定性、地域权力（展现在国家上）与时空之中资本积累的流动动力如何共处？资本的一种激烈和持久的矛盾，导致固定的国家与移动的资本之间的矛盾。
对资本来说，僵化是致命的危险。而如前所述，“为了使资本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流通，必须创造出固定在某些空间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人造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持续流动的资本，这些固定资本的总量将越来越多，资本必须时不时地突破它建构出来的世界所造成的约束。简而言之，在某个年代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地理景观构建出来后，到了下一个年代便成了对资本积累的束缚。因此，资本必须促成既有地理景观中多数固定资本的贬值，才能建立面貌不同的全新景观。这会引发激烈且毁灭性的局部危机。在美国，这种贬值最明显的例子是底特律；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中国北部和孟买），许多老工业城市因为经济基础遭到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侵蚀，同样必须自我改造。这当中的运作方式是：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资本对所在的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某些群体受惠于这当中的创造，另一些群体则因为当中的破坏而首当其冲。至于何者受惠、何者受损，则总是涉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那么，国家权力在这一切之中位居何处？国家权力根据怎样的独特逻辑介入景观形成的过程？
国家是一种有边界的地域实体，是在与资本基本无关的情况下形成，但国家却是地理景观的一个根本要素。国家在其领土内，拥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力、法律和货币主权、对各种制度（包括私有产权）的监理权，以及征税和重新分配所得与资产的权力。国家组织行政和治理结构，必须处理资本和比较分散的公民之集体需求。国家主权之中，最重要的权力可能是界定法律之下的公民权，并把这些公民权授予领土之内的居民。这产生了非法移民这个人口类别。这群人有别于公民，容易受到资本难以想象且不受限制的剥削。因为国家是一种有界的实体，其边界如何确立和巡逻（关乎人员、商品和资金的移动）至关重要。国家的空间性与资本的空间性艰难地并存，经常相互抵触，例如移民政策便能彰显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不等同于资本的利益。虽然国家的关键机构确实往往直接支持资本经济的管理（财政部通常会与央行联合起来构成国家金融联结体），但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国家各部门并非总是一致的。国家的治理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往往受阶级和其他社会斗争的动态影响。国家执行权力的种种做法，远非一体甚至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政府是各种做法和过程以无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结果。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某些领域（例如教育、医疗或住房）是高度相通的，资本并非是国家必须响应的唯一利益，国家承受来自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此外，国家干预背后的统治意识形态（通常表现在经济和政策正统观念上）大有不同，各国之间体制大有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敌对的，也可以是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冲突反映国家的独特利益，并导致国家采取一些可能符合也可能违背资本利益的行动。
国家权力的地域性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截然不同。国家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地域基础上的财富和权力积累。尽管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组织动员的无数种不同的社会压力会产生制衡作用，但资本主义国家都大致奉行亲商政策；国家试图把资本的力量合理化，并用来支持它的管理统治力量，同时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制中增强自身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这种国家理性与资本理性显然不同，后者主要是追求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建构出来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原则上与资本只忠诚于赚钱是有冲突的。国家理性经常体现在政府的都市和区域规划上。这种国家干预和投资，试图遏制不受监管的市场发展可能产生的混乱结果。国家在行政、法律、税务和个体识别上采用笛卡儿式结构，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名，采用技术专家和官僚的做法生产空间，一直受到极其激烈的批评。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通常是一种没有灵魂、合理化的地理景观，不时激起人们的反抗。国家权力用来做这些事，从来都不顺利，很容易遭金钱利益颠覆、挪用和腐化。另一方面，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可能遭资本颠覆，例如国防利益便被转化为永远的利益输送，满足资本家的野心，资本的发展历史因此出现恶名昭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国家利用其权力精心安排经济生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基础建设投资，还包括建立或改革基本制度。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地方银行被全国型银行取代之后，货币资本在整个国家的自由流动便改变了地区的动态；美国政府废止限制发展的地方银行法之后，出现一波地区银行并购潮，投资风气从比较本土的模式转向比较开放和流动的区域格局。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银行业的组织改革加上信息科技的进步，根本改变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移动性。长期以来，有一种推动力希望改变界定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规模。19世纪，铁路和电报技术完全改变了地区专业化的规模和多样性；近代的各种创新（从喷气式飞机、航运集装箱化到互联网）也已经改变了经济活动连接的规模。如今在许多生产领域，零部件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然后在某地组装，不必仅限于最后出厂的地方已经是常态做法，以致“某国制造”的标签已不再有太多意义。企业全球化转向和规模势不可挡。最近数十年来，国家对资本和货币流动的主权权力受到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权力，只是国家的权力变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国家的各种权力和做法，越来越倾向满足企业和债权人的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国家为此强力支持创造对资本有利的良好商业环境，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却越来越受到抑制。
资本运动的变化也对国家权力建构的规模产生强大压力。像欧盟这种政治地域重新界定的做法在经济上越来越有必要。资本流通和积累方面的空间关系变化促成新的政治格局，例如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欧盟；重要的国际决策体也从七国集团（G7）扩张为二十国集团（G20）。资本主义（而非资本）的地理景观显然是由大量的各种利益塑造出来的，这个过程的背景是不均衡地域发展的总体经济过程，而这个背景是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规则共同造成的。
当然，资本对它剥削的群体的需求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即使它没有，社会和阶级斗争也必将迫使资本妥协，并且抑制资本一些比较疯狂的野心。但是，当资本撤离某地时，人们常常怪罪受害者，主流观点认为是贪婪的工会、挥霍的政客以及拙劣的经理人等逼走了资本。但是，遗弃底特律、匹兹堡、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孟买等地，迫使这些地方去工业化的是资本而非人民。以某些地区或城市存在管理不善和阶级冲突加剧来解释世界各地许多工业区为何彻底毁坏无疑是荒谬的。这种荒谬说法源自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加剧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其主流思想认为总体危机是局部事件而非系统问题。根据这种观念，阿根廷、希腊或底特律应该厉行改革，资本则没有责任。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轻松地掩饰了资本的真实本质。
在当代生活和政治中，资本主义城市本身被当作一件艺术品那样建造，充满精彩的建筑和彼此竞争的标志意义。“宇宙的主人”如今在全球金融中心闪亮的摩天大楼里宫殿般的办公室工作，住在高楼大厦与豪宅里，这些建筑与传统工厂较老旧的工业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消费主义的壮丽宫殿以及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后现代都市奇观，与无序扩张的市郊住宅区和设有门禁的社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又与廉价公寓、劳动阶级和移民小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城市中大量的自建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城市使资本显得文明和代表人类最崇高抱负的最积极尝试。我们可以为巴黎、巴塞罗那、香港和上海的存在及其美景赞叹不已，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都市景观掩蔽了产生它的过程和劳动。资本显然不想让自身的、不讨人喜欢的独特形象展现出来。资本主义的城市景观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形象，反映另一个世界——它比较接近人类渴望和欲望的某种超越意义。凝视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旧金山、巴西利亚，形同凝视人类奋斗的希望和成就。而且并非只有这些重要城市是这样，世界各地创造出来的各种乡村景观可以激起的感情、忠诚和赞叹，不逊于任何一个城市。英国的乡间、法国的农村、托斯卡纳的村庄、阿根廷的大草原、小亚细亚底格里斯河流域起伏的旷野、爱荷华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以及巴西种植大豆的农庄，全都是人类奋斗的记录，而人类的奋斗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是资本动员来服务资本的。
资本有赖于一系列的时空修复手段吸收剩余资本（投入生产或其他有益用途），还有赖于贬值和破坏（作为处理落后者和无力偿债者的纠正手段）。时空修复手段恶毒和毁灭性的一面和它创造性的一面对资本同样至关重要，资本必须靠它们来建造一个新景观，以助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无止境的政治权力积累。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令资本的系统缺陷得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别处。从这个角度看来，各国央行和多家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强加的同构型，可能重创资本未来的生存机会。如果出现一个强大、集权的全球政府，资本将无法长久存活，除非这个全球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释放和协调不均衡地域发展动力，产生差异的空间，以求发挥创造力，探索和再造资本的地区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