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电影票房市场超越北美，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中国电影正在稳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不难发现，其中的主旋律电影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得以复苏的关键。《八佰》是疫情后第一部定档的主旋律商业大片，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最终《八佰》票房超过30亿元。随之而来的国庆档，主旋律拼盘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成为中流砥柱，票房亦突破25亿元。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金刚川》近日已上映，同样叱咤市场。
这几年来，主旋律商业大片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最卖座的电影类型之一，主旋律大片不断地主流化，从前几年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到今年的《八佰》《我和我的家乡》，主旋律电影接连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而在10年前，这样的双丰收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曾经一段时间里，观众常将主旋律电影与“教条”“说教味浓”“可看性不强”等观念联系起来。那么，这些年来，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大片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改变之路？
主旋律的起源
一般认为，主旋律这一概念始于年。在那一年的相关会议上，“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被明确提出。主旋律是从音乐学当中借用过来的，它原是指音乐演奏中一个声部的主要曲调，而在电影创作中强调主旋律，是要求电影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为首要任务。更具体地说，“主旋律概念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信仰共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来又加入了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一切优秀文化等内容，形成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在主旋律被提出来之前，我国就有大量这一类型的电影。只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背景下，主旋律创作成为尤为迫切的任务，并成为许多电影人的创作自觉。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娱乐电影是当时电影的主流。电影主管部门敏锐意识到，由商业文化逻辑主导的电影创作，与主旋律电影创作之间的裂痕需要弥合。
此后几年时间，主旋律电影创作进入提速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以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为素材的“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系列（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另一类是我党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类影片，比如《彭大将军》《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焦裕禄》等。这些主旋律创作传播正义、催人奋进、凝聚人心，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旋律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从选题审批、投资制作、发行宣传到影院排片都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按传统路径，其强调电影的宣传与教化功能，电影的商业属性与艺术属性表现不够。这造成有些主旋律电影艺术形式僵化、视听语言老套、人物刻画扁平、传播理念陈旧、营销手段单一，难以适应观众的审美需求。有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10年中，商业大片占据了90%的电影放映市场份额，主旋律电影面临着“叫好但难叫座”的挑战。
主旋律电影的转型，迫在眉睫。
思想性的拓宽
主旋律本身并不会过时。在资本市场全球化、传播媒介多样化、舆论场众声喧哗的背景下，主旋律愈是要发出最强音。尤其要注意到，美国大片以其高度工业化水准在全球电影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也实现着美式价值观的渗透，如在“美国梦”的打造上，好莱坞功不可没。
思想性是主旋律电影的核心，其体现在主旋律电影对意识形态的承载。如电影理论家托马斯·沙兹所说：“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在创作实践中，主旋律电影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不仅要体现出国家意志，也要体现出人民意志，将主流价值、主流意识与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可等有机结合。
主旋律电影思想性的拓宽，体现在创作者找到了表达主旋律思想性的新方式，从简单的宣传教化走向宽容开放，甚至是轻松创新的呈现。一个鲜明的变化是，主旋律题材的人性化和平民化，即不仅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模事迹，也有普通人的故事。像《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都是从小人物切入大历史，没有说教，而是在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集体主义中实现个人理想与自我价值，将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浸润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另外一个变化是，主旋律电影从着重历史叙述、远离当下现实，到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