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脱口秀大会5》的突围赛中，最出圈的段子恐怕是House讲述自己的炒股经历。节目播出后，House提到的股票“”涨停，印证了这个段子的高人气。
但更令上班族们哭笑不得的，恐怕还是那句幽怨的吐槽：“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赚钱最主流的方案，就是上班。”
《脱口秀大会5》
尽管不想承认，但上班领薪水，确实是大部分人最稳健的生存方式。曾经有人靠着年轻时的奋斗实现提前退休，也有人通过工作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并能以此为生，默默耕耘到92岁。可现实是，如今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
这些年来，外部环境和个体内在的失序，让现代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工作危机，通常在找不到意义感，和没有“钱途”之间反复横跳。在西方，最近出现了一种叫做“QuietQuitting”的职场现象，指人们上班只干份内事，绝不加班或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什么时候起，工作成了“无意义”、“被剥削”的代名词？工作一定是“反人类”的吗？现代人的工作，什么时候变了味儿？
01.
当代打工人图鉴
不知道是不是物极必反，经历了前两年的“内卷”大潮后，由于诸多因素，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奋斗文化不再是显学，安稳、得过且过才是向往的生活状态。在全球的不同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躺平”职场现象。
最近，一些欧美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正在“QuietQuitting”，多家媒体进行了跟进报道。QuietQuitting，直译是“安静地退出/离职”，但它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在离职，更多是表达了一种“拿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内卷、不加班、不承担额外责任”的工作心态，可简单理解为“精神离职”。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有受访者表示，终于有个词能精准表达自己的工作状态了，而另一些人则感到不解，为什么要造一个词来形容一件本来就很正常的事？
一名同样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的职场教练则认为，“QuietQuitting”是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经历着过劳的年轻人不愿再和公司沟通，转而选择以一种被动攻击的姿态去面对职场。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某种程度上，还会阻碍年轻人找寻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最近的知乎开学演讲短片《如何与工作相处？》中表达过相似的忧虑，“躺平下来，只是糊里糊涂地躺在那儿，没有解决问题”，但岁月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如果不寻找解决方法，在剩下的人生里一直消极应对一份不合适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更漫长的煎熬。
《如何与工作相处？》
和“QuietQuitting”隔空呼应的另一个职场现象，是日本的“摸鱼大叔”（Hatarakanaiojisan）。几个月前，东京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识学（Shikigaku）发布了一项调研，在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二、三十岁日本上班族中，有接近一半人认为，自己的公司里有“不工作的大叔”。
所谓“不工作的大叔”，指的是日本职场中的中老年员工，在公司混到了一定的职位后便不再努力干活，大部分上班时间都在闲聊、发呆、抽烟。这一群体的存在，非常打击年轻职员的士气，他们往往做着最累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有约3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持续得不到合适的待遇，自己将来也打算成为这种“摸鱼员工”。
不管是“QuietQuitting”还是“摸鱼大叔”，这些现象都折射出一种全球层面的消极——年轻人不打算努力了。
这其中自然有诸多原因。比如日本的“摸鱼大叔”现象指向了职场中的不公平待遇，这导致了年轻人的无意义感——干得再好，也不如出生得早。
此外，我们无法回避疫情时代带来的不确定性。当生活的根基，甚至是生命的质量开始动摇，叫人多劳多得、努力上进，甚至牺牲健康的“奋斗文化”便会逐渐失效。不管公司给出多大的承诺，如果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事情，年轻人不如早下班早回家。毕竟比起接住公司的“大饼”，准时吃上一顿美味的晚餐，要来得“确定”得多。
《小小姐们》
除了时代的因素，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场所。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都认为，城市容易让人迷失。
在《现代性》一书中，学者汪民安在齐美尔等社会学家的理论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由物质和消费构筑起来的大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样态，它“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在煽动个性”，但同时，大城市中的激烈竞争、高流动性、阶级差异又束缚着人们发展其个性。人们一方面在工作中不得不成为均等化的螺丝钉，另一方面试图在日常生活中找寻自己独特的部分。
正是在现代都市的矛盾性中，人们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个体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物质化的城市中发现不了自己的根据，也在各种繁琐的体制中培植不了自己的个性，个性被吞噬了。”
所谓“归属感”，可简单理解为个体与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群体产生的感性连接。许倬云在《如何与工作相处？》中也提到，在全球动荡的当下，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十分大的挑战。年轻人如果能在工作、社区，或更广泛的生活中找到情感连接，那么很多消极状态其实能迎刃而解。
但城市中过于丰富的“人生样本”和“选择”实在叫人迷失方向。当人们抓不住生活的轴心意义，找不到真正热爱和向往的状态，那么工作，也会一步一步变得不值。
02.
现代工作如何变了味？
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支持人生意义的工作，成为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特权，我们只能远观和艳羡呢？
关于这一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曾有过深刻思考。鲍曼生于年，不仅历经二战、冷战，也见证了科技的快速崛起与全球化的飞速进程，辗转于不同时代与国家之间的鲍曼对人类社会进行着持续而敏锐的观察。
20世纪末，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鲍曼写就两本小书——《流动的现代性》与《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其中分析的种种现代人处境，尤其是对于工作部分的思考，可以说是在当下困扰我们的病根。
自从现代工厂体系和流水线诞生，这在事实上瓦解了人们与自己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原来的工匠可以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谋生，可到了工厂里，工人只能操控机器的一环，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他们渐渐失去了主宰的自由，既不能决定如何运用机器，更不能决定用机器去生产什么。
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职业都像是在这样分工细碎的“大型工厂”里工作，个体很难主动创造些什么，每个人都被安排负责一块被切割好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对“现代智力”“工作品德”的赞誉，它渴求完美，而最终指向一种没有终点的紧张和辛劳的工作状态。
《小小姐们》
“现代性”（modernity）甚至无形催化出一套工作伦理和纪律要求：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这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出来。工作伦理的评价逻辑甚至深深地嵌入生活，替代了反思、选择、目标、梦想这样的思考内容，渐渐把个人世界都收紧到一个小小的“职位”中，让我们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动性。
但其实，工作本该“不仅是维持你的生活，也是把你带进社会的一个角落，也是一个连线。工作之中，你可以获得许多知识，你可以获得许多人生，或者是该有的态度。”在《如何与工作相处？》里，许倬云如是说。
虽然以研究历史著名，但许倬云仍不失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体察和关怀，他认为自己虽然属于“看得见旧时代的人”，但对于今天时代的巨大改变，他也觉得很诧异。因为现在是一个“兴奋”的时代，全世界都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奔跑”，年轻人必须快速适应一切，甚至来不及生病，来不及烦恼。
《如何与工作相处？》
现代工作伦理的侵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浪潮。几乎可以说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不管是生活状态还是工作结构，都在顺应一场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人们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
全球化带来了空间与时间的压缩，价值的基准先变成了数量再变成速度，劳动样板变成了流水线工人再变成了“奋斗者”。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
在这样的世界里，首先消散的是种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因为所有的个人选择、喜怒哀乐，都被没有尽头的工作伦理所替代，人们更是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异化”（alienation）是一个当下经常会出现的社会学词汇，简单来说，就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事物或工具，反过来成为了人们的主宰。人本身不再作为一个目的而活着，人变成了一种手段，用自己的生活去换取一些其他东西。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按照马克思与涂尔干等思想家的定义，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表述为：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规范感，孤立感及自我异化。这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症。
这只是鲍曼分析的第一层，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他更进一步指出了现代人被普遍异化的深层原因：现代性进入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
工作痛苦、无聊、没有止境？那就去疯狂“剁手”消费。消费社会里提供了各式各样自我选择和身份认同的假象：不管是新款小众的时尚单品、独特的限定款，甚至到健身运动、饮食出行，都有许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供挑选，并往往与“品味”这样的标签捆绑在一起。
在鲍曼看来，这是消费社会带来的“内在的压力”，通过购买和消费，让本来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其他生活方式，以一种“行使自由意志”之名展现在我们面前：
“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小小姐们》
缺乏购买力，缺少这些外在物件和标签装点的人，便成为了这个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新穷人”并不一定贫穷，而拥有购买力的人也不一定富足——看似自由选择的消费者身份，其实只是我们在工作中缺乏创造性和主体性之后，极具欺瞒性的替换而已。
工作是为了消费，消费则成为了定义自我、获取社会认同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在“工作-消费”的恶性循环下，现代生活中也许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但究其内里却都十分相似，并且充满着脆弱性、暂时性、持续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感。
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不仅缺少价值，也难以构建起稳定的共同体，因为社会链条把一切都打碎，人与人之间缺少承诺与联结。但我们仍然对价值、稳定与安全感抱有渴望，只得投身于虚幻的消费假想中，甚至迷失自我。
不过，鲍曼并不是要倡导所谓的“极简生活”，这样的简单口号很容易落入另一种思维陷阱中。他的根本用意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价值评判都建立在消费之上。这样，也能将工作的意义从虚无中打捞出来。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生活状态下，我们恰恰要去重塑和反思工作的价值，因为在鲍曼看来，工作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它虽然受限于现代性中，却并非一文不值。只有从内心生发出的价值感和认同感，才可能成为生活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的支柱。
03.
唯一的灵药：自己掌握自己
回望现实，破碎、分割、碎片化，都是当下的常态。很多“社畜”会有的心态是，把上班的8小时当作另一种人生“出卖”来糊口。
把工作与生活切割固然是一种自保和无奈，但如果不去进一步地思考自己与工作的关系，我们对工作的看法很容易陷入到别人的标准和定义里，这反而可能更进一步地伤害我们自己：它加强了现代工作中的无意义感，并成为限制自我的牢笼。
“每次你尽心尽力做好一个事情，就等于拿你自己雕刻一个艺术品。
你在这一块木头上多雕了几刀，使这块木头逐渐呈现出生命。变成一个动作，变成两个动作之间的呼应，变成动作之中的感情。
这个作品本身，是你的一生，也是你的工作（工作跟人生是不能划分的）两条路连在一块了。你创造一个生命，创造一个意义。所以，这其实是你在雕塑你自己，工作是雕塑你自己。”
在知乎的开学演讲短片《如何与工作相处？》里，许倬云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我们，“工作是在雕塑我们自己”。
《如何与工作相处？》
许倬云生于年，在大陆成长、台湾求学，去美国深造，一生经历诸多战乱纷争，也见证历史变迁。许倬云自言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人生动荡成为了他的工作契机，在种种变动中依然不停坚持着体察与思考。
在许倬云看来，研究历史这份工作帮助他与世界的各个角落连接起来，他获得了很多知识，也获得了许多人生态度。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许倬云面对过许多困境，也实现了很多成就。
许倬云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写作了《万古江河》《观世变》等书，他往往以宽宏的视野、中正平和的笔调，对比中国与世界，从中发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