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在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词，当我们在MerriamWebster上查询它对应的英文名字Modernity的时候，仍然会发现这样语焉不详的解释：
1.Thequalityorstateofbeingorappearingtobemodern;
2.Themoderneraorworldandespeciallytheideasandattitudesassociatedwiththemodernworld.
因此这篇文章要做的，便是简要介绍「现代性」的定义、来源、及其蕴含的核心价值。本文大部分内容整理自陈嘉明教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一书。此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强烈推荐读者们前去购买。
/定义
在现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现代性概念的界说中，比较著名的有如下三个。
一是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在吉登斯那里根本在于一种制度性、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秩序的改变。它具体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结果：一是对于社会而言，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二是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
二是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问题。对于中世纪社会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神权的社会里，宗教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有关的答案。而自启蒙运动以来，当人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时候，这种以自由等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以及相应的*治与经济制度的安排，随着价值来源根据的转换，其合理性何在，就成了需要确证的问题。既然世界已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据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是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他说，「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特别地，这种现代性的「态度」或「精神气质」，福柯把它解读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在论述启蒙的意义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从启蒙中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或者说能够连接起我们与启蒙的共同的态度，正是这种对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哲学气质，而不是去忠实于某种信条。因此，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现代性的来源：启蒙运动
一般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
「启蒙运动」指的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场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运动，其宗旨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其蒙昧状态，达到一种思想与*治上的自主性。启蒙运动的上述特征，得到许多思想家们的认同。例如，在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讲启蒙概述为使人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上在于人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以赛亚伯林同样把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目标既然是消除蒙昧、开启民智，那么价值之源自然就不能像以往所信奉的那样来自神的启示，人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理性，大胆地去思想。这样，在启蒙的时代，理性就担当起思想批判的重任，成为审判一切已有的宗教、哲学、法律与*治观念的「法庭」。理性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对「理性」能力的确认之上的，也就是把理性确认为一种不同于感性、情感、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思想、反思、从事逻辑判断与推理的能力，集中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或者说「我思」的能力。在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伦理学与宗教哲学上有着不同的表现。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是其他领域的理性主义的基础，它主张在获取知识方面，理性比其他认识能力具有优越性。
宗教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则是反对宗教知识中以「天启」为核心的观念，主张一种理性化的宗教。启蒙的理性主义对宗教信条的批判，其实质就是对宗教神圣化的解构。在欧洲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制度化的天主教会作为宗教神圣化的化身，曾经是进步思想与科学的敌人。哥白尼的「日心说」由于摧毁了经院哲学纳入自己体系之内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信仰，因而被教会宣布为「错谬的和完全违背圣经的」，在未经改正之前不许发行。教会所设置的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将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的哲学家布鲁诺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哥白尼学说与布鲁诺本人所遭受的厄运，皆是因为他们挑战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信条，冒犯了基督教的权威。宗教蒙昧对文明进步构成的巨大障碍，使得启蒙思想家必然要与之进行斗争。他们诉诸理性来猛烈批判宗教蒙昧，寻求削弱宗教教会所强加的信仰和惩罚的权利。对基督教神圣化的解构的结果，使得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展现为一种韦伯所刻画的「祛魅」过程，即宗教世界观的逐渐瓦解与消除，世界摆脱了制度化的教会的控制与影响，逐步走向世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理性化过程。
除了扫除宗教蒙昧，为思想的启蒙与自由扫清障碍之外，启蒙的理性主义为近代西方思想至少还灌输了这么一些意识和精神，它们为现代性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启蒙的理性观
在认识论上，理性主义确立了近（现）代的知识标准，即知识必须具有这么一些属性：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伯林甚至把这种知识观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这体现在真理观上，就是真理是一元的。与这样的知识观与真理观相联系，就有了知识论上的、笛卡尔式的古典基础主义，即知识表现为一种双层的结构，底层是某些确定的、不证自明不证自明的基础信念，它们表现为类似于几何学的公理，可以用来支持处于其上的非基础信念，为它们提供理由方面的确证，使之成为具有确定性的知识。
作为上述知识观的延伸，理性主义在科学领域确立起这样的观念：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把握这类普遍的规律；存在着真实不变的、普遍的客观价值，它们对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价值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有关把握规律的观念，一方面有助于引导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