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牛乐张洁
民族手工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品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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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各民族手工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近年来，随着振兴传统工艺上升为一项重要国策，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的生产与开发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21世纪初，随着我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国家非遗中心和文化部为主导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逐渐展开，至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伴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手工艺生产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职能以及价值化的路径和可能。
截至年，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手工艺项目共计16项①，其中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和热贡艺术两个少数民族手工艺项目。从年至年间，文化和旅游部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项目共计项（不含扩展），少数民族项目约占19.80%；传统美术类项目共计项(不含扩展），少数民族项目约占13.48%；已认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人，其中少数民族传承人约占14.77%，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承人约占4.86%。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传统工艺振兴、“三区三州”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为民族手工艺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策环境。在一系列*策的支持下，*府倡导一切社会资源共同搭建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平台，鼓励高校、企业、地方*府进行合作，而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等*策实践则已经成为最具普遍性和实效性的行动策略。
一、以“人”为核心的行动赋能（一）高校研培赋能传承群体在传统工艺的发展过程中，手工艺生产者作为传统技艺的传承载体被视为生产保护的核心，故在*府推行的一系列*策实践中均将“传承人”置于文化保护的核心位置。简而言之，就是以提升人的创新能力为基础，通过多重渠道为传承人“赋能”，充分调动社会各领域的“侧向”支撑力量[1]。
年，为了提高传承人的传承意识和传承能力，由文化部非遗司牵头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试点工作在57所高校展开。当年11月，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提出的“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在提高中保护”以及“见人见物见生活”等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亦成为近年来研培工作的核心理念。
截至年6月，全国已有余所院校设点培训，培训传承人近2.8万人次[2],项目覆盖了纺织、陶瓷、金属工艺、雕刻、漆艺、建筑、木作、绘画、服饰、笔墨纸砚、印刷等传统工艺类别。除了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研培计划之外，学校与研究机构也自觉开展相关工作，如成立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设置非遗相关专业开展学历教育；聘请传承人参与实践教学等，这些举措与传承人培训相结合，实现了理论、实践、传承工作的协同开展。
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聘请相关领域专家成立了研培计划咨询专家库，为该计划的统筹规划提供科学保障，并委托各省级主管部门开展培训绩效评估与学员回访活动，提升了培训工作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契合度。此外，自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开始定期举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师资培训履约班”，以加强高校研培负责人对于非遗公约理念、内涵与框架的理解。
随着研培计划的持续进行，关于传承人进校园接受培训的利弊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研培计划可强化传承人的文化自信，提高传承群体与教育群体的主体能动性与文化认同感[3]，反对的学者则担心研培会导致非遗的均质性、一刀切等问题[4]。无论存在何种争议，“研培计划”作为一项由*府牵头，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整体实践，其对于中国手工艺行业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以“人”为中心的赋能机制和以社会生活为传承场域的多元实践有效激发了中国民族手工艺生产的社会内驱力。
从实际效果看，研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创业意识，以新疆大学研培学员的创业情况为例，维吾尔族刺绣艺人海里且木原本拥有一家合作社和一处裁缝店，从研培班毕业后引进两位研培同学参与运营管理，积极争取*府的*策和资金支持，集刺绣品生产、批发、销售及刺绣技艺、服装设计培训于一体，不仅为当地经济创造了效益，更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
相似的创业案例还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的十多位绣娘在参加研培计划后尝试“抱团”发展，成立了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销售环节同时开通线上、线下两种销售途径，并推出产品定制服务。还有研培学员联合当地生活困难的绣娘成立专业合作社，成员达百人，形成了从棉花种植、染料种植到织布、染布、刺绣于一体的产业模式，并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侗刺绣”品牌，专门从事北侗特色围巾、服饰、布包等品类的生产销售，有效推动了地方手工艺产业的发展[5]。
（二）非遗工作站与扶贫车间为保障各地传统工艺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文化部于年、年先后公布两批共计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其中少数民族手工艺基地28家。*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关于振兴传统工艺的要求后，文化部于年4月发布《文化部明确传统工艺工作站设立目标和原则》，率先联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雅昌文化集团、北京木真了时装有限公司分别在新疆哈密市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旨在扶持地方传统工艺，培育地方特色品牌。
年3月，《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再次提出“鼓励拥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企业、高校和相关单位到传统工艺项目集中地设立工作站，帮助当地传统工艺企业和从业者解决工艺难题，提高产品品质，培育品牌，拓展市场”[6]。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中提出，要加大对贫困地区传统工艺项目与传承人的扶持力度，支持相关校企及单位在条件成熟的贫困地区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这一*策推动了传统工艺振兴与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协同开展，同时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民族特色手工艺的产业化发展。
传统手工艺保持生命活力须根植于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乡村文化与传统工艺常相互依托、共同存续，而城镇化、空心化、劳动力外流已成为制约当下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在偏远贫困地区尤为明显。在此情形下，乡村基层开始尝试整合优势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使“扶贫车间”成为衔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卓有成效的生产形式。
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为例，当地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于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匮乏、产业结构落后以及男性劳动力外流、女性劳动力居家富余的现实情况，东乡县于年开启了扶贫车间脱贫之路，针对留守劳动力灵活制定生产模式。截至年底，东乡县共建成刺绣扶贫车间3间，大量吸纳居家农村妇女参与工作。从实际效果来看，扶贫车间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更产生了一系列良好的连带效应，参加扶贫车间生产有效改善了农村妇女的个人经济状况，提升了家庭地位，对于乡村社会教育观、婚恋观的进步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价值转化与品牌创新（一）文旅融合深度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逐渐向产业链模式倾斜，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交通等旅游附加产业的发展，为旅游产业的创新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特色手工艺产业很快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年，住建部、发改委、财*部联合发文，计划用四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培育0个特色小镇[7]，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基本思路。相对于传统的商品交易方式，特色文化小镇主打手工艺沉浸式体验，引导消费者亲身参与手工制作过程，借此强化消费者的身心感受，以期完成从货币价值到情感价值的自觉转化。年，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倡导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独特优势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注入更大的内生动力[8]。
在此形势下，积极探索和发展新型旅游产业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作为旅游附加资源，手工艺生产已成为当代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手工艺依托现代旅游业蓬勃发展，其传统文化特质被持续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不仅加强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亦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当代转型，为手工技艺的传承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和经济保障。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其旅游产业的发展为传统手工业带来了生机，民族手工艺品牌创新尤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寸四银器”和“寸发标银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品牌创业案例[9]。由于银器产地新华村距丽江较近，客户资源相对稳定、数量可观，借助这一地理优势，新华村成为云南旅游纪念品的重要供应地区之一，亦成为云南银器区域公共品牌的代名词。
在西北甘青地区，热贡唐卡、鲁沙尔铜艺、保安腰刀、土族盘绣等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牌案例亦层出不穷，体现了手工艺振兴与文旅融合相互借力、协调发展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显著作用。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作为古河州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集中呈现的窗口，临夏八坊十三巷的改造工程致力打造地标性文化景点，同时兼顾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扶贫就业等多种愿景，在景区内设置河州民族手工艺展馆及销售门店，使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化协同发展，有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工作。
从实际情况来看，民族地区手工艺的品牌化和价值化对于旅游文化发展的依赖更为显著，只有在旅游文化产业相对成熟，被体系化、动态化的情况下，品牌和价值才能体现充分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说，在当下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策与实践中，“文化”与“旅游”已经成为一对相互支撑的社会实践，二者共同为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与消费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活态性、流通性和价值转化[1]。
（二）传统工艺的价值转化价值（value）是商品经济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人类劳动过程及劳动时间的综合体现。而价值化则是以货币为衡量单位，并通过商品价值这种显形的、可以量化和交换的指标来提升文化的价值性，价值化的实现首先是资源转化的过程[10]。根据各国的发展与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传统手工艺品是可以通过品牌价值提升被充分价值化的文化产品，其中创造主体的能动性、创新性活动是产品价值的来源，智力劳动和文化含量在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产品的潜在价值以及被价值化的可能性[11]。
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化主要表现在旅游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传统文化重构与变迁现象[12]。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手工艺品的价值化是实现其实现长续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生存空间的必然过程。近年来，新型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手工艺发展有效的商业平台，品牌化、价值化亦成为手工艺行业寻求发展的共识和实践热点，但资金、销路、管理、生产规模、*策支持、市场等现实问题仍就十分突出。邱春林主张未来手工艺生产应朝向品质小而精，服务小而美，个体小而行业强的方向发展，共同打造行业品牌以获得共荣共生的行业风气[13]，与此相似的观点还包括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地理标志产品等理念。
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化不能单纯以货币化为标准，除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外，民族手工艺与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显著，其不仅是一个民族审美情趣与文化特质的物化形式，也是该民族生产生活状态的真实体现，故手工艺品的价值化亦体现为其文化传承价值的实现。在此意义上，传统手工艺发展应突破商业或文化的单一维度，将其作为一个价值整体进行考量，使民俗生活与市场经济实现双向转化，推动文化传承与价值化的良性循环。
此外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