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故事》，王伊悠著，上海书画出版社，年7月出版，页，.00元“考古学”是不是一门外来的学问，乃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年10月，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访华。这位爱好考古的“边缘”大人物之所以到中国来，缘于他的朋友安特生在中国的数年调查发掘，为斯德哥尔摩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地贡献巨大。北京学界激动之余，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以展现“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发展面貌。其中当然以安特生公布在周口店的最新发现——古人类遗存为重头戏。梁启超作为中国学界领袖、新史学巨擘，也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他一改常态，只字不提“欧洲考古学会”与“物质上之公例”，而是细数中国过去尤其是清代，四部分类中所谓“小学”与“金石”等门类的成果，称中国考古学过去已有如此辉煌成就，将来与发掘等现代技术结合，前途无量。一个月后，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王国维到中外人士聚集的北京历史社会学会演讲《宋代之金石学》，表彰宋人于古器物有“多方面之兴味”，元明清至今，“反有所不逮”，因此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大约再过了一个月，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另一位同事李济结束田野调查回京，在课堂上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这篇报告向同学们一摊，说道：“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
梁启超梁启超不是不懂从前国人的考古学与欧洲的考古学有何区别，否则他也不会先后把梁思成、梁思永送到美国去喝洋墨水。只是话既出口，有如覆水难收。当时不得不如此苦心孤诣，渐与背景割离。何况甲骨文金文的研究，经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论说的发挥，仿佛代表了更广泛的考古证据之前奏。这一思路流衍至今，便追踪到了清代朴学与考据方法：传统学人既然能够经由训诂小学而发现殷商的甲骨文字，意味着现代考古学的根本内容，其实就落脚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在从晚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的历史中，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属于“土洋结合”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成长于这种风气之中的李济，对自身从事的事业有过相当深刻的反思。晚年总结抗战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的发掘与成果时，他先是细数此前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接着以相当公平的篇幅叙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也以相当公平的语气谈到“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一本论述“安阳”考古成就的著作中，对外国学者在此前后所做的看似与“安阳”毫不相关的工作如此长篇大论，写下类似于在古代中国流行的“墓志铭”一样的文字，“吾爱吾国、吾尤爱真理”的学人形象，跃然纸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开放的学术氛围，在当时的外国学者眼里，同样是引人注目的。李济的合作伙伴毕士博（CarlWhitingBishop），在回国途中伤感地说，过去四年在中国各门类的科学研究史上都是充满大事的四年。事实上，假如将来把这段时间视为东亚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史，都不会令人惊讶。中国智识阶层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
在这一巨变中，美国学者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与一战中欧洲力量的暂时削弱，美国博物馆与私人收藏者大规模购进中国古代艺术品，并尝试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富田升通过日本经济史料以及日本古董商的研究，发现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古董的出口比例中，美国不仅是最大宗交易的直接购买国，也是日本古董商作为中间人的最大收购方；另一方面，当时美国学界的汉学基础薄弱，需要向欧洲汉学家取经。欧美之间的学术竞争，令艺术史与考古学这种看上去可以较少依赖语言的学科，受到美国学界的青睐，并试图别开生面。
这两方面对中国而言，都并非事不关己。大规模收购，造成中国古遗址大规模被毁。大规模被毁，引发中国知识阶层强烈的排外情绪，对古物国有、禁止出口及限制外国人来华考察订定越来越严厉的措施。而完全依赖“物品”、欠缺田野背景与埋藏信息的艺术史研究，受到中国学者基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的严厉批判。这一点，以最欣赏西方现代学者贡献的李济最具代表性。他在评论罗樾（MaxLoehr）的文章里，讽刺后者不懂中文、完全忽视现代学术可靠和全面的田野资料基础。而罗樾，正是美国东亚艺术史界的标杆人物。
近三十年来，美国汉学发展史受到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