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伯男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构建中国戏剧导演体系——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导演艺术高峰论坛”上发言的题目是《在中国演剧学派的建设实践中探索中国舞台剧导演体系的确立》。从他第一部戏剧作品诞生的年算起，16年间，李伯男已经导演过83部戏。“70后”这一代人，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不断攀登进取。随着新世纪的开启，这一批编剧、导演从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剧场戏剧舞台切入，至今很多已成为中国戏剧行业中的中青年领*人物，跻身一线主创。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日前，李伯男以厚积薄发的强劲实力，入选第十七届文华导演奖提名人选。
李伯男是“70后”导演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创意精准、契合时代，并能命中观众内心，在戏剧舞台上做出令人过目不忘的实践探索，在他的导演生涯中生猛开篇。李伯男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直接闯入商业戏剧领域，以其强大的平衡和沟通能力，构思于“平常之外”，风格居“雅俗之间”，在体制外闯出一条新路，也留住了更多初试戏剧领域的投资方。其作品尤为彰显当代审美趣味，风格细腻，写实写意灵动转换，叙事气质轻松流畅，对人物情感与精神生活深入开掘，悲悯温暖，笑对苦难。他看似全无禁忌，实则尊崇传统，对学院派体系中的传承如数家珍，其内心对规矩的敬重和不按套路出牌的创新创造能力，使他储备了破茧而出的能量。
十几年间，全国各地国有院团在转企改制的转型之际，向市场寻求效益，移植作品，往往首先想到李伯男。他先后在杭州、成都、福州、深圳等地设立以其本人命名的戏剧工作室，并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人戏剧展。国内外相当数量的专业院团、高等院校、社团单位都重排过他导演的作品，全国范围内经常出现若干城市同时上演其作品、在同一城市同时演出其不同作品的盛况。李伯男对于现实题材、历史题材、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的把握尤为娴熟。近年来，他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中国国家话剧院，开启了导演生涯的又一新篇。
从焦菊隐先生的“中国话剧民族化本体论纲”，到后来上海戏剧导演朱端钧先生的“意境说”，还有徐晓钟先生的“向表现美学拓宽的导表演艺术”……一代代导演领域的先驱和宗师，用他们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以及最终的作品表达，构建了整个中国戏剧民族化和中国演剧学派的艺术大厦。面对许多导演艺术家前辈留下的既具有实践探索价值又具备学术表述意义的宝贵精神财富，李伯男从自发到自觉，提炼导演艺术中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旨，永远在一个进程的完成时和未完成时之中不断延伸、不断完善。
李伯男有“野心”，他从前辈艺术家的作品中学习、汲取，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在中国戏剧发展的洪流中留下一个个坚实的印记，努力为中国演剧学派不断的探索和构建发出新声。在整个中国演剧学派的构建和实践当中，中国舞台剧导演体系的构建，需要这一代人在未来不断回应和解答。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中生代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舞台剧导演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如何把富有民族精神与中国气质的导演体系链接起来并赋予思考？中国舞台剧的导演体系是富有民族气派的，是具有一种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导演体系，李伯男以作品和思考不断梳理其创作脉络，主动作为。
李伯男首先敏感地意识到，要以传统文化为审美资源。这其中包括文学、美术、戏曲、音乐、民间民俗的文化因素，还有曲艺。从他的《富春山居图传奇》《哭之笑之》《郁达夫·天真之笔》《特赦》等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以此为追求的创作轨迹。年，其导演的相声剧《依然美丽》创作伊始，面对一批优秀的曲艺演员，该如何与他们对话？导演艺术是一种必须去适应全新创作集体的艺术，导演的适应能力关系到把控全局的能力，他学会了“吊坎儿”。曲艺博大精深，今天的观众是什么情况？怎么“使活”？用什么样的互动方式？在整个演出结构当中，布局、站位决定表述姿态和立场，决定“戏剧位置”。这一次创排相声剧的经历，让李伯男受益匪浅。他用相声的术语跟演员排练，甚至于活用术语，他发现，其中很多东西和戏剧相通。这是李伯男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学习，其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基因里面深层次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他善于把局限转化为创作个性和特点，利用好他所掌握的和再学习的文化上的资源，尤其是学会面向传统。
在导演艺术方面，李伯男持续追求以东方思维为精神基石。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美学思维中贯穿着东方的精神。戏剧是叙事诗，创作者的诗性思维决定了其在导演实践和舞台剧导演体系建立当中的美学价值。每个具体的创作路径、创作工具和创作的思维着力点都应有这样的意识——东方的时空观、叙事观、表演观，即空间如何不以再现环境的意识为创作思维出发点，而是以诗性的思维和更具有假定性的空间感悟为创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成总体视觉兼具理性和情感的表达。表演、空间等方面的思考和表达，都将在导演文本的建立中得到确认，在构思演出结构的同时，形成具有导演诗性思维的最终台本，与一度创作相融相谐，共同完成具有东方美学思维的当代演出。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文艺评论家刘玉琴认为，李伯男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的话剧作品《喜相逢》，舞台呈现独具匠心。大幕拉开，舞台上代表北京文化的胡同、四合院变换成城市中林立的楼宇，常见的“四九城”拓展为城市发展的新区域。灯光和多媒体视屏抽象而又形象展现出万家灯火，营造了现实背景氛围。舞台中心的巨大斜坡，用平面和线条勾勒出客厅、卧室、厨房等空间，表意空间得到丰富而艺术的呈现，带有新时代北京特定区域的鲜明特色。《喜相逢》的创作实践为北京题材话剧创作充满意象性的表达拓展出新维度，全剧以青年摄影师的眼光和观察为主视角，每当情节转折和变化时，虚拟的镜头框都会艺术地定格下这一刻的人物状态，提示剧情推进的节点和内容的起承转合，这一形式也为全剧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和青春色彩。整部作品为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如何“沾露珠、接地气”做出了有益尝试。
李伯男亦在不断追求以民族审美的意识统帅实践的方法。导演技巧技法层面，他尊崇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思维，认为无论是形神关系、虚实关系、真假关系、动静关系，都应该以自觉的思维来统帅，比如统帅群众场面的处理、焦点的处理、人物上下场的处理等，均应以带有思考的创作技巧与技法呈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一川评价其导演作品话剧《活动变人形》时，指出该剧呈现了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从未有过而又意义重要的一组中西方跨文化典型形象，这种观感与这部话剧的特定舞台处理方式和表演效果有关。该剧在舞美设计和叙述人设计上都有独出心裁之处。舞台中央先后随处变换着主人公倪吾诚及其家族在河北孟官屯老宅院、北京胡同住宅或城市餐馆等多重场景，灵活而自由，便于主人公及其家族成员上演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悲欢离合的故事。而这多重灵动场景装置的设置，恰如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和女儿*的日本产“活动变人形”图书一般。多重灵动场景装置及其与“活动变人形”图书的多元形象组合寓意间的同一性关联，为倪吾诚其人性格的典型性呈现提供了合适的舞台时空。与上述多重灵动的舞台中央场景相对应，舞台边缘处为全剧旁观者兼当事者、叙述人倪藻的双重叙述（旁白）提供了自由灵动的位置。
作为导演，李伯男人到中年，他的艺术道路还有漫长岁月。其在导演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和成绩，已为他的追求写下了扎实的注脚。而热爱和灵性是最好的驱动力，未来正迎面而来。
（作者系北京演艺集团《新剧本》杂志主编、一级编剧、剧评人）
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李伯男谈《活动变人形》中的导演艺术
天一
“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欲望、希望、理想是他的头，他的本领、行为、成就是他的身，他的环境、地位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这是舞台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一段台词。
《活动变人形》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制作，广州大剧院与北京中演四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改编自作家王蒙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主角倪吾诚一家在时代嬗变中的矛盾与抗争。该剧大胆采用包裹式影像等构成的多重视角和跳进跳出式的空间结构，打造出具有强烈思辨与反思气质的舞台空间，展现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数十年间的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
自年首演以来，《活动变人形》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并夺得第五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年度剧目、最佳投资人、最佳女配角等大奖，在业内获得很高的评价。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活动变人形》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下舞台艺术被舞台娱乐所挤压的局面的勇敢挑战，也体现了国有文化企业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职责。
作为本剧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李伯男用独到的眼光、专业的技巧和严谨的态度，将《活动变人形》里的中国故事生动讲述。
与作品相遇是缘分
15岁那年，李伯男走进北京人艺首都剧场，观看了北京人艺话剧经典《阮玲玉》，剧场的魅力深深吸引着还是中学生的他。从那时起，李伯男就在心中埋下了戏剧导演梦的种子。20年过去，李伯男当初的梦想早已实现，他指导原创戏剧作品80余部，在斩获各路大奖的同时，也以其商业却不低俗、于诙谐调笑中引发深刻思考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中国剧坛最具创意生产力和品牌价值的戏剧导演之一。
李伯男与《活动变人形》的缘分，还要从原小说作者王蒙说起。小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有作者对家乡、对家人的观察和投射，这让同样籍贯为河北沧州、在北京成长生活的李伯男产生很深的共鸣。“我们都是在北方文化语境中长大的，所以我比较能感知他生活中所表述的那种质感，这对我的二度创作是有益处的。”李伯男说。
对于成为戏剧版《活动变人形》导演，李伯男坦言：“很兴奋。能和王蒙先生以及他最重要的作品相遇，在艺术上、文化上、精神上、情感上都有丰富的获得感，对我的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李伯男表示，戏剧版《活动变人形》是一次了不起的文学改编，他被其中所讲述故事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深深打动。“尤其是其中对主角复杂、矛盾形象的刻画，我们必须用戏剧的手法表现好。”他说。
戏剧改编要保留文学质感
“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可以改编成戏剧。”李伯男认为，小说艺术和戏剧艺术虽然都是叙事艺术，但它们叙事的方式、艺术的本体特征很不一样。在戏剧改编时，不能因为剧场性去扼杀或者说削减作品的文学含量，必须保留作品的文学质感、文学细节，不能因为简单的戏剧性、剧场性，就把文学的丰富性稀释掉。
在李伯男的艺术世界里，导演艺术介入文本之后，所呈现的综合艺术表达，能够多维、多角度地把作品整体的文学价值体现出来。“戏剧是聚焦的艺术，作为导演，要兼顾戏剧本身的规律，要寻找到剧场本身需要的戏剧性。”他说。
为了把作品展现好，李伯男经常找机会与王蒙交流，想尽办法去挖掘作品背后的更多可能。这种通过直接对话作者进行的信息获取，大大加深了李伯男和其他主创人员对作品的理解，也让李伯男收获很大。王蒙曾对李伯男表示，《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对他很重要，希望通过李伯男的编创，让作品立在舞台上。这样的期待让李伯男在感到压力的同时也有了更多动力。
“戏剧导演都是非常在乎作者的。比起紧张，我更在意的是，当作者看完这部剧作，看到他自己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有一种什么样的触动？他那种内心的波澜，是我们愿意去捕捉的。”李伯男说，王蒙到现场观看了舞台剧《活动变人形》的第一场演出，“我能感觉到他看完作品，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创作时的那段岁月，或者说感受到创作时的内心体验。”
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李伯男觉得，《活动变人形》是一部观照当下的作品。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包括了不起的小说、剧本、演出等，都能和读者或观众发生最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并不只是现实意义上的对应：“戏剧具体干预到的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还要对人的精神有所触动，经典作品应该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影响人们的认识，对生活、对情感，以及时代、民族、文化……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价值，也是《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的意义。”
作为中国戏剧导演，李伯男也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他的责任与追求。《活动变人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的中国故事，是我们民族中独有的文化体现，是几代人共同走过的历史。能把这样的故事带给观众，是李伯男心中“很幸福，也很值得去做的事”。
在李伯男心中，一部有价值的戏剧可以让观众有丰富的收获，能助益观者对情感世界的构建，甚至对人格有积极的干预。他认为有戏剧修养的人内心是充沛的，这种脱胎于一个细节、一个人物，或是一句台词的感动，可以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我觉得人们需要戏剧，生活需要戏剧，希望能有更多有营养的、对生活和人生有意义的戏剧诞生。”李伯男说。
（图片均为《活动变人形》剧照夏冬摄）
年8月31日《中国文化报》
第5-32版刊发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专刊
其中第28版刊发
《李伯男：全面崛起的中生代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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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