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总有一些不容忘记的时间和故事，值得被镌写，和铭记。
发轫于年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从零起步，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历经25年的规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5年来，中国基金人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证券市场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并经受住了市场风浪的洗礼，成长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值此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证券时报》特推出“公募基金25年25人＂系列人物专访，以重温历史、开启新知，共迎中国基金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精彩提要：
1、基金行业没有出现过大的风险和系统性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支撑我们一路相对平稳地走过来？核心在于监管部门对公募基金的顶层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全非常长远，四梁八柱清晰坚固，在参考国外经验，吸取国内金融机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2、每当基金倍受市场追捧时，往往就意味着牛市顶部加速到来。基金规模在市场高点急剧扩张，极大伤害了持有人的投资体验，年牛市之后，权益基金规模在3万亿左右徘徊了近十年。
3、一个不当的销售行为不是必然亏钱，但没有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的销售行为，即使是赚钱的，也是不当的。虽然在市场极高位发基金也不意味马上亏钱，但基金公司动用了专业优势、广告资源等，引导投资者购买，有误导的成份。
4、我们是专业投资机构，我们是管产品的人，知道这个产品大概率能不能做好，当我们自己都比较担忧，觉得不太好做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克制。
5、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很快，但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总觉得欠缺被人尊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满足老百姓的期待，没有为大多数持有人赚到钱，基金行业高成长的背后还有很多问题。
6、什么叫好的产品？以权益产品为例，中长期业绩一定要好，一定要有阿尔法、不用追短期风口，一定要有意识地控制回撤、坚持组合均衡。
7、如果投资端注重深度研究，就会形成克制，因为有敬畏，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如果能力圈不够或者投资框架容纳不了那么多资金，一旦资金量大了，业绩就可能平庸，或者只能跟着风口做趋势投资。如果强调深度研究，规模必然会受到限制。
8、大家都很仰慕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交银施罗德是专业思想治司，专业的意见更重要，而不是领导的。
9、领导们的管理艺术造就的不仅是一个文化氛围，也是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因为再如何工业化规模化的证券业，都离不开投资的灵性，而灵性的土壤不会是纯理性纯计算的。
10、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老百姓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资金提供方，想让市场发展壮大，就必须让百姓获益。一家基金公司只有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正文
年底，广东东莞长安镇莲花山庄。来自国内8家证券公司、两家信托公司的50多人参加了中国证监会主办的首届基金培训班，时任中保信托基金筹备组组长的谢卫也在其中。自此，谢卫开启了他25年的基金生涯。
年，谢卫参与筹备富国基金。
年，富国基金成立，谢卫出任副总经理，先后分管销售和投资。年，谢卫加盟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年，谢卫出任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裁。
在不乏波动、遍历轮动的资本市场投资中，交银施罗德旗下权益基金保持了优良的中长期业绩，并追求规模的有序增长，对权益基金发行数量、单一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难得地保持克制。公司在业务发展中逐步凝聚出追求产品辨识度的共识，以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发展产品线，在主动权益、固收资产、“固收+”中发展尤为突出，也在行业内树立起理性、冷静、专注的口碑。
作为基金行业为数不多的元老级总经理，谢卫的故事远不止于交银施罗德。作为公募基金行业曾经唯一的全国*协委员，他在历年全国两会期间，屡屡建言提案，深受
日前，谢卫接受了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的专访，讲述了25年来自己与行业、公司共同成长的故事。在采访中，我们屡屡被他的真诚坦率所打动。他的故事，以及他对行业发展的思考，都让人深受启迪。
以下为采访实录：
“早期大家都很懵懂，但顶层设计非常周全长远”
券商中国记者：你是第一批公募基金人，当时为什么选择进入基金行业？
谢卫：我父母、外公都从事银行工作，受家庭潜移黙化的影响，我从本科到博士一路都在学金融，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金融制度变革中的证券投资基金》，年出版，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公募基金的博士论文之一，我后来进入公募基金行业算是顺理成章。
券商中国记者：你曾参加在广东东莞举办的首届基金培训班，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谢卫：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年底，证监会在东莞长安镇莲花山庄举办了首届基金培训班，由8家证券公司、2家信托公司各出5人，一共50-60人参加，培训两周，我当时是中保信托基金筹备组组长，也参加了这次培训。讲课老师主要是从香港请来的国际成熟机构的专业人士，给我们普及公募基金的基础知识，当时我们都很懵懂，很多概念让我们耳目一新，比如组合投资、分散投资、比例限制等。
券商中国记者：回本溯源，你认为公募基金初创期什么最重要？
谢卫：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公募基金也应运而生。我们观察到，国内各个业态的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暴露过较大的风险或经历过系统性的整顿，而公募基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现在也仍会犯错，但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没有出现过大的风险和系统性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支撑我们一路相对平稳地走过来？核心在于监管部门对公募基金的顶层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全非常长远，四梁八柱清晰坚固，在参考国外经验，吸取国内金融机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我理解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三点：托管制度、严格的合规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承诺收益的原则。
在证券市场早期，会有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的现象发生，而基金行业设立之初就确立的托管制度，从根本上确保基金资产不可能被资产管理者挪用，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瞻远瞩的。
另外，第一代基金管理人大多是券商自营出身，早期证券市场并不规范，但充分的信息披露、投资比例限制、双十规定等保证了基金投资不会过度跑偏。刚开始大家旧的习气还在，都觉得很局促，很不习惯，像戴上了紧箍咒，但正是公募基金初创期的制度安排，保证了行业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健康发展。
不承诺收益的原则，使我们在发展初期直面极大的挑战，面对投资者的不理解，迫使我们沉下去，做大量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我认为，不承诺收益的原则是资产管理行业的灵*所在。
谁也不是圣人，我们能在公募基金干20多年，也得益于这些制度。
券商中国记者：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募基金当时是否有特殊安排？
谢卫：针对资产管理行业以人为本的特点，以及当时的中国国情，在具体的实践中，监管层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代表性的就是由职业经理人主导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当时的老十家基金公司里最有话语权的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后来治理结构逐渐完善，董事长成为公司第一责任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均等股权，当时老十家中的后五家，在发起成立时就在尝试做均等股权，这很关键，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实践证明，相对均等的股权，有利于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和传承，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主导下，部分公司获得了持续发展和长足进步。
“在光鲜外表之下，总是欠缺被尊重的感觉”
券商中国记者：富国基金成立后，您先后分管过销售与投资，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谢卫：在最早期，证券市场还不规范，券商的投资中存在与上市公司勾兑等违规行为，那时确实还谈不上投资研究，公募基金早期的投资人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券商自营部，一开始还有很重的旧习气。为什么基金公司总说要不断促进投研一体化？这个病根就是当年落下的，券商自营出身的基金经理早年主要是看图形、做交易，跟研究员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所以基金经理与研究员往往彼此抱怨，基金经理认为研究没什么效用，研究员认为基金经理听不懂他的话。
我们当时资源不够强，研究能力也较弱，在起步的几年业绩落后，公司领导就让我从分管销售转为分管投资。
券商中国记者：这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谢卫：年10月，《基金黑幕》在公募基金引发轩然大波，研究开始逐渐被重视。张晖（现任汇添富基金总经理）早期在富国担任研究部主管，在由研究驱动投资之初立刻展现实力，也因为他表现出色，年10月升任富国基金旗下基金汉盛的基金经理，获得很好的业绩，打响了富国基金业绩反击战的第一枪。这也让我们下定决心，在内部推行由研究员竞聘基金经理的机制，而公司第一代交易员出身的基金经理陆陆续续退出，基金经理从研究员中选拔的效果立竿见影，投资和研究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后来张晖离开，由时任研究部主管陈戈（现任富国基金总经理）接管富国天益，同样取得了优秀的业绩，富国天益因此成为当时业内业绩长期领先的代表。这两位由研究员升任的投资选手让我感受到了专业研究的价值。
年也是印象比较深刻，“五朵金花”闪亮登场，是价值投资真正意义上在A股市场的第一次亮相，但当时国内公募基金的研究力量还不够强大，研究做得还比较粗浅，大致上有了一些板块风格的勾勒，不过某种程度上还是资金推动型的，市场波动也比较大。-年，贵州茅台、苏宁电器等商业模式较好、成长比较清晰的公司，以自身的优秀特质受到公募基金的
券商中国记者：你后来再次分管销售，富国天益成为第一只做拆分的基金。
谢卫：牛市到来，我们的业绩也越来越好，但销售端却不见起色，公司安排我再次分管销售。那两年富国天益业绩很好，但净值越高赎回越多，眼看着基金规模越来越小，我们都很着急。当时基金公司和基民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现实的情况是老百姓喜欢买一块钱的基金，于是就有市场部人员提出，是否可以参照上市公司十送十的模式，降低基金净值？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反复讨论、琢磨、计算，年7月，富国天益试点拆分，受到市场较大
券商中国记者：还记得当时曾有老百姓半夜起来排队买基金。
谢卫：在-年的大牛市中，基金销售异常火爆，很多投资者在高点加速入场，然而，每当基金倍受市场追捧时，往往就意味着牛市顶部加速到来。基金规模在市场高点急剧扩张，极大伤害了持有人的投资体验，年牛市之后，权益基金规模在3万亿左右徘徊了近十年。
券商中国记者：富国天益拆分得比较早，是不是没有给客户亏钱？
谢卫：从结果来看，富国天益拆分得比较早，基金经理能力也很强，没有给拆分时进来的客户亏钱。但我们当时的销售行为本身有瑕疵，不能只看结果，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耐心做投资者教育，用拆分和大比例分红的方式做营销，简单粗暴地去迎合投资者。一个不当的销售行为不是必然亏钱，但没有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的销售行为，即使是赚钱的，也是不当的。虽然在市场高位发基金也不意味马上亏钱，还有可能再赚一波，投资者也是自愿主动来买，但基金公司动用了专业优势、广告资源等，引导投资者购买，有误导的成份。
在烈火烹油涨了又涨的牛市，可能渠道、客户都很乐观，但我们是专业投资机构，我们是管产品的人，知道这个产品大概率能不能做好，当我们自己都比较担忧，觉得不太好做的时候，还是需要克制。
券商中国记者：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行业话题。
谢卫：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很快，但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总觉得欠缺被人尊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满足期待，没有为大多数持有人赚到钱，基金行业高成长的背后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投资端仍然比较浮躁，风格漂移、押注式投资等屡见不鲜。在销售端，一些过激的营销行为仍在不断轮回，行业也做过大量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但牛市一来，还是有圈钱的冲动。如果我们始终把规模看得太重，总在高点大规模扩张，当风险来临时，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信任危机？公募基金的行业声誉会受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固然有方方面面、内部外部的因素，但作为公募基金人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管过二十多年销售，经历过比较浮躁的阶段，也羡慕过在牛市中的快速发展，但经历过一轮又一轮市场的洗礼和不断反思后，我们开始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基金公司是好公司？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我们怎样才能赢得持有人的尊重？
“是基金经理用实践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
券商中国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谢卫：公募基金的投资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年的“五朵金花”带来了公募基金第一轮价值投资浪潮，从年转为
从年开始，公募基金行业的投研体系和投资方法论全面革新，精选个股、深度研究成为大部分公司优先考虑的投资框架，一批中生代、新生代基金经理开始成长起来，并崭露头角。从交银施罗德的实践看，从年到现在，公司涌现出了一批精研个股、对产业链和上市公司进行度挖掘的基金经理，他们相信阿尔法收益是中长期业绩的基石，如果有足够的阿尔法，可以抵消掉一部分市场的不利因素，穿越市场牛熊轮回。他们在基金业相对规范的时期入行，受过严格的研究训练，相当专业和理性，研究越深入越懂得敬畏市场，也越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即使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对突破能力圈也非常谨慎。
这样一批优秀的基金经理不是我们带出来的，是他们在实践中自己走出来的，他们的成长给公司转变价值观，朝着精品公司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如果只有管理层去想，基金经理不执行，或者只是基金经理想，领导不支持，都没法实现。我们管理层对行业的认知也在逐渐成熟，正好与年轻一代基金经理的成长相契合，就这样新老两代相辅相承，各业务条线协同配合，逐渐形成了公司的价值观。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定义好的产品？
谢卫：我们是产品提供方，首先要做好的产品，什么叫好的产品？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晰，以权益产品为例，中长期业绩一定要好，一定要有阿尔法、不用追短期风口，一定要有意识地控制回撤、坚持组合均衡。
这是基金经理在投资端上探索出来的道路，公司管理层也接受了这条路，并围绕这条路设计公司发展路径，把权益投研正确的做法，延伸到公司经营中。很幸运，我们与基金经理彼此都能接受，基金经理觉得这样做很有成就感，人员的稳定性会比较强。这种文化现在已深入人心，哪怕研究员期间覆盖非常好的产业赛道，当他们升任基金经理之后也会自主地选择均衡配置、拓展能力圈，并非常注意控制风险和回撤，即使熊市时产品净值出现阶段性下跌，回血能力和未来创新高的可能性也较大。
这点非常有趣，我经常跟我们的基金经理聊，每个人给我的回答都是，不愿意被贴标签或者被定义为某种单一风格，也不愿意被作为某个行业贝塔的配置工具，他们都选择打破疆界，尽力而为。
券商中国记者：权益基金的规模增长是否会影响业绩？
谢卫：在当下，考虑到负债端的波动性，深度研究与大规模管理，我认为是有冲突的，如果投资端注重深度研究，就会形成克制，因为有敬畏，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如果能力圈不够或者投资框架容纳不了那么多资金，一旦资金量大了，业绩就可能平庸，或者只能跟着风口做趋势投资。如果强调深度研究，规模必然会受到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做出一些取舍，我们选择克制一些，要恪守在能力圈的范围内，追求规模有序增长，尽最大努力提升投资者体验。
从早期的慒懂到中期的一知半解，到年以后更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的信仰也从形成到不断加强，越来越坚定地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交银施罗德是专业思想治司”
券商中国记者：交银施罗德基金有几年比较动荡，也走了很多人，后来怎么稳定下来？银行系基金相对约束较多，你们怎么激励员工，留住人才？
谢卫：我们过去没有激励制度，原因之一是公司实力不够强，二是薪酬相对固定。有几年公司的确走了不少人，公司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做一些激励制度的安排。我们尽可能把更多资源向投研倾斜，人数也很精简，管理层级不复杂，尽量扁平化。当然，我们更有信心的是靠平台留人，靠这片肥沃的投研土壤、默契的投研配合，让每个人都受益其中的价值观、氛围，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平台怎么留人？
谢卫：董事长阮红是公司第一责任人，她的格局，对专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尊重，对公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我们对专业的尊重程度是非常充分的，大家都很仰慕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交银施罗德也是专业思想治司，专业的意见更重要，而不是领导的。
最能代表基金公司专业的是研究团队的厚度，在交银内部，优秀的研究员就是未来的基金经理，从招实习生开始，都是由多位基金经理参加面试，实习生一进公司就进入战斗状态，其中特别优秀的，经过几轮面试，才可能留下一两个，实习生是否留用由基金经理和资深研究员用专业的评判共同决定。基金经理对此也非常重视，有时在外地出差，也要专程飞回来参加面试。这样确保新人的专业能力、研究素养和为人品性都对味。研究员由基金经理们面试通过后，就要自己手把手带，投研之间的价值观、投资逻辑必然是一致的，基金经理们也就不会抱怨研究团队不给力，因为都是他们自己选的。
资产管理公司是以人为核心竞争力，不是靠注册资本金生存，而是靠专业生存，要尊重专业、尊重专业的边界，让专业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市场条线、IT部、中后台部门，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公司的专业水平最终会体现在产品长期业绩上。高管的管理能力，在我们公司主要体现在尊重专业上，只有专业团队在，公司才能很优秀。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管理层很放手？
谢卫：我早期做过营业部总经理，是老派的总经理，对投资只是粗浅的理解，早年爱去投资部门转转，关心一下，现在去的少，因为现在是深度研究，我跟投研人员并不在一个话语体系，我去硬聊什么呢。交银施罗德非常扁平化，每个基金理对自己的组合业绩负责，我们相信基金经理天然有把业绩做好的意愿，作为管理层，我们更多是
所以我们也不是完全放手，我们对结果的要求是很明确的，就像我们对于好产品的定义是一致的，而实现结果的过程，我们尊重每位基金经理的路径选择。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是否会从外面引进投研人才？
谢卫：最近7年，我们投研团队没有从外面挖过一个基金经理，全部由内部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员通过考核选拔晋升为基金经理。我们的研究员都很自驱，而且内部培养让研究员的成长路径很明确，让投研文化一代代传承，这就是好的投资的开始。
我们内部有句话，是充分尊重、适度激励，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我们对人才的激励，除了薪酬待遇，更重要的是清晰晋升路径的激励。公司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愿意给土生土长的交银人，我们尊重交银的新人。虽然渠道、市场接受新人比较难一些，渠道都说交银的新人都不错，但往往发行时却还是想要老将、明星，但慢就慢一点，短期规模上也许有些压力，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现在走得不亦乐乎。
我们心态上调整好了，反而发现，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超出我们预期。我们把交银的投研特质跟合作渠道不断讲述，他们也在业绩中不断验证我们说的，就有了越来越多积极的反馈。所以我们内部一直说，做正确的事，回报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一些。
券商中国记者：基金经理的业绩难免起伏，在低谷期会有什么帮助的方法吗？
谢卫：我们管理层对于基金经理的认可和欣赏是溢于言表的，在交银施罗德发展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内部提拔年轻人担纲，之后他们的表现非常优秀，对公司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交银成长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的基金经理责任心特别强，当有的基金经理压力很大、很难做出阿尔法的时候，会主动跟我们表达。公司虽然也有压力，但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想法，每个人难免都会遇到低谷期，公司能做的是给他们时间、空间去沉淀，去调整。
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年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
在新春佳节收到这样有感而发的信息，我很欣喜也很欣慰。我虽然已在公募行业工作多年，还是不断能从我们的团队中学习到很多，公司的氛围是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下自然形成的。这个价值观朴素的说法就是尊重专业、尊重常识、尊重人性。
券商中国记者：基金公司人才争夺激烈，会否担心优秀的基金经理被挖走？
谢卫：上海是基金重镇，优秀的公司太多，我们也比较紧张，但我们还是相信平台的力量。基金经理尽力做好投资，我们管理层则尽可能把影响投资的其它问题解决好，比如规模过大会影响投资业绩，我们就克制一下做规模的冲动。
年以来，我们通过内部培养不断诞生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如果未来几年公司再持续涌现出优秀的基金经理，公司的权益投资依然排名靠前，就可能是在创造历史。
“公司经营是既要还要，我们也很努力进取”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平衡高质量和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
谢卫：公司经营肯定是既要还要，我们也很努力很进取，跟渠道、机构方方面面紧密沟通，努力做好投资者陪伴，在保持中长期业绩的基础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投资者认知我们，要保持较高的行业地位和较大的整体规模，才有更多资源，更有影响力，也更能吸引人才。
如果市场团队没有进取心，都躺在投资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只要与公司的价值观没有冲突，我们会尽量去做，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拓展一些逻辑说得通、容量比较大的产品线，比如开发一些偏低波收益的产品，可能收益不像权益型产品那么高，但波动小、性价比突出，小步慢跑地给客户赚钱，这类型的客户需求实际上很宽广。
当然，如果跟公司的价值观有冲突，“既要还要”就不成立，比如对在市场高位过度营销、过度包装明星基金经理等激进行为，就要保持冷静和自省。
券商中国记者：请具体讲讲公司产品的发展方向。
谢卫：交银施罗德的权益投资很优秀，我们决定把权益团队溢出的阿尔法，赋能到“固收+”产品，我们开始引导优秀的研究员去管“固收+”，管亿权益产品难度很大，管亿“固收+”基金，只需要配20亿-40亿权益资产，规模容量就显著打开。我们权益团队有大量的阿尔法，对增厚“固收+”的收益非常有帮助。
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基金组合——我要稳稳的幸福，年化收益7％左右、最大回撤3％左右，后来被盈米看中，在且慢平台力推，在投顾整改之前，做到亿规模，成为全市场最大的基金组合。受到“我要稳稳的幸福”启发，我们发现年化收益5％-7％左右，最大回撤3％左右，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固收+”团队就在照这个标准去做。
券商中国记者：公司提出要打造高辩识度的产品，具体怎么做？
谢卫：我们按收益区间来布局产品线，年化收益1％-3％是现金管理和纯债基金，5％-7％是“固收+”产品，10％以上是主动权益基金。我们希望产品呈现出更高的辨识度，具体来说，权益投资中长期业绩要好，并且要控制波动和回撤；“固收+”要有性价比，要控制回撤，而不是看绝对收益；最底层资产是固收，包括货币、利率债、信用债，要求安全干净，不踩雷，做到2％-3％的年化收益就行，剩余的3％-4％，通过权益仓位来实现。
我们很紧张地管理着最底层的三块资产，固收产品收益不高，非常抠细节，包括到账时间、持有时间、资金的性质，比权益基金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同时控制负债端的进出，比如较大资金短期进出可能影响收益，我们就会采取限购措施。
对“固收+”的波动率我们也盯得很紧。去年股债双杀的市场让“固收+”类基金波动放大，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郁闷，虽然市场行情不佳，但我们必须要去复盘怎么做得更好。因为强调“固收+”产品的性价比，决定我们的产品比较温和，成不了短期爆款，但我们还是会努力增加个人投资者的占比，让他们体会到这类产品的好处。我们近几年反复打磨这个逻辑，现在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公司共同的标准后，比较容易保持战略定力。
券商中国记者：年基金热卖，你们主动权益规模排名后退了几位，未来如果市场走强，你们怎么办？
谢卫：我们会在基金经理能力圈范围内，尽可能做得好一点，赎回少一点，也可以对一些还有容量的权益基金做持续营销。我们通过对规模的克制保证权益产品的质量，同时要保证不断有新生代基金经理出来，如果未来新生代出来得多一些，我们的主动权益管理规模可能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希望质量比较高，公司的利润也不低，一是我们权益产品占比较高，二是我们比较精简，全公司仅来人，人员开支、营销费用也较低。
“克制一下，公募基金行业就能赢得尊重”
券商中国记者：公募基金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谢卫：公募基金的发展质量是最重要的。公募基金有制度上的优势，有深度研究的基础，过去六七年深度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只要坚持走深度研究这条道路，较好投资收益就可以持续，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克制一下，发展速度也许会慢一点，但质量就能高一点，这个行业就能赢得老百姓由衷的尊重。
公募基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法，行业还在不懈地探索。但非常明确地是，目标一定是要让更多人受惠。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老百姓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资金提供方，想让市场发展壮大，就必须让百姓获益。一家基金公司只有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券商中国记者：你自己投资基金吗？
谢卫：我可能是少数收益丰厚的基民，因为我长期持有，最早发行基金时，大家不了解很难买，我都会自己买一点，一直持有到现在。后来到了交银施罗德，我买入了旗下不少基金经理的权益基金，除了转换，基本是只买入不卖出，所以，我基本上拿到了行业平均百分之十几的年化回报。我一般是在市场相对平淡一点的时候买入，保证牛市来时我在场，当然市场下跌时我也在场，我不认为自己有选时的能力。
参*议*20年，共提35篇提案
券商中国记者：你曾经是公募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协委员，请讲讲你怎么走上参*议*的道路。
谢卫：伴随富国基金由初始注册地北京转变为落户上海，作为公募基金这类新业态中的博士学历高管和民盟成员，我在年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基金当时是新生事物，刚开始没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年大牛市，大家对基金突然都特别感兴趣，我就组织了一些活动讲解投资的基本知识。在五年届满时，被评为积极履职的人大代表。年换届时，到民盟中央汇报工作，比较受认可，便推选我为全国*协委员。民盟中央大多是智者、长者、大科学家、大作家、大企业家，却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两会期间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是*协大会发言，二是联组发言。我当时四十多岁，民盟中央给我机会，多次让我上去发言，大家比较认可我的发言，所以连任了三届，今年结束。这也是我在后来的工作管理中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原因。
券商中国记者：你一共提了多少篇提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谢卫：我一共提了35篇提案，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我在5年内发表过4次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提案，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协优秀提案奖，该奖项是从两万个提案中选出个；二是关于地方财*发债的提案，我认为土地财*不可维系，地方*府发债要更透明，也要有监督。
券商中国记者：年，你的提案是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
谢卫：提案有两种，一种是要解决问题，一种是提出问题，在社会上讨论，公募基金行业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已到要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呼吁。老百姓买基金却不赚钱的问题，总要解决，我们这个行业总要有所克制，我们要讲究常识，不要过一段时间牛来了，市场一好，又忘记了。
本文源自：券商中国
作者：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