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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
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各种冲突交织的阶段。多点爆发的矛盾和冲突，消耗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注意力也被引向各种具体而棘手的事务。但宏观而言，所有的爆发点，依然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框架内，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看，表现为全球化退潮或碎片化，从社会文化精神角度看，则表现为后现代文化问题集中爆发。本文就从文化精神层面，重新梳理“后现代”这一概念，揭示当前社会精神动荡的根源。
作者指出，理解“后现代”，首先要阐明“现代性”。“现代性”与资产阶级密切相关，“现代”是新事物、新经验、新发展不断出现，社会全方面提速的时期，“现代性”就是追新逐异，不断寻求进步的一种精神，“新”是现代性的核心；资本主义则是永远追逐资本扩张，不断用新的产品、服务和新的交换方式去追求利润，一旦资产阶级成为支配性的社会主导力量，社会就进入现代。然而，资本主义有其根本困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步兴起，二者的激烈矛盾引爆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作者分析，历史上曾出现三种解决方案：革命、战争、改良。最终，欧美国家的改良方案成为主导，即把工人阶级纳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中，赋予大众政治权利，而现代社会求“新”的本质仍包含其中——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颠覆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少数、男性与女性等传统关系。这种改良在西方社会内部最终达到资本、政府、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代表不同价值相互竞争、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国家将资本关进笼子，全球化却打破笼子，将资本释放出来，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平衡打破而出现的问题。全球化进入调整，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未来走向如何，但后现代精神生成的环境土壤，已经被削弱了。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年第6期，原题为《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多个版本：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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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简体中文学术界，尤其在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现代性概念被频繁使用，其核心涵义却经常暧昧不明，以至于许多概念或现象，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文艺为政治服务，诸如此类，尽管内涵彼此对立，却似乎都可被归入现代性范畴。一个人文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概念，长期处于含混多义的状态，作为概念工具实际已失去效用，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其他相关重要概念—例如后现代的理解和阐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性概念的辨析出发，分析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关系，并由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危机讨论后现代的由来及其相互竞争的多个版本。
▍现代性的涵义
关于“现代性”，常被引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著名论述：“现代性就是短暂、易逝、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短暂、易逝、偶然”，更多的是对快速流逝的碎片式时间的体验，大体如福柯所归纳的：“现代性常被归结为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意识：与传统断裂，新奇感，面对逝去之瞬间的眩晕。”[2]这种断裂的碎片式的时间意识往往被视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但实际上，这只是现代性呈现在主观意识中的一种表象和征候，需要我们逐层递进地探究其背后的实质和因果。
（一）翻译问题
“现代性”不用说是对西文，例如英文“modernity”的翻译。就中文而言，“现代性”一词具有“现代的本质规定性”的涵义，可以说是一个抽象而难解的概念。而实际上从英文看，“modernity”只是形容词“modern”的名词形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高深的涵义，可直译为“现代”，以区别于形容词“现代的”。《新思想史词典》对“modernity”的释义是：“modernity最好理解为一种状态，而非对某个特定时期的称谓。现代状态（themoderncondition）的各方面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但通常与之相关的是笛卡尔哲学、工业资本主义、革命政治及8—9世纪之交的文化变革汇聚而成的那些历史趋势。”[3]所以，“modernity”可指称一种社会状态，以及一种同古代、中世纪相对应的历史分期，而并不具有“……性”的抽象义。但另一方面，“现代性”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却似非而是地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的本质规定性”这个问题，从而要求我们深入追索“现代”的本质，对之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因此，本文仍将沿用“现代性”这个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只是申明它的所指其实就是名词形式的“现代”。
（二）界定
在本文看来，现代性包括逐级递进的三层含义：第一，现代是这样的时代，它的每一个“现在”都会出现新质，从而使每个现在区别于以往，使当下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第二，依此类推，未来会不断出现更多的新变从而区别于现在；因此未来高度不确定，需要更主动积极地规划和筹谋；由此产生了“现代”的一系列其他特征，如理性、焦虑、线性时间观等。第三，由于现代的特性是“新”，即埃兹拉·庞德所谓“makeitnew!”[4]（“使之新！”），因此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资产阶级成为“现代”的人格化载体；所谓“近（现）代的超克”“反现代的现代性”中的“现代”所指的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以下将展开讨论这些含义。
（三）词源
众所周知，“modern”一词并非产生于现代。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成功，在早期中世纪拉丁文中出现了形容词‘modernus’，它源出‘modo’这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语（意思是‘现在’、‘此刻’、‘刚才’和‘很快’）。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任何同现时（包括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同‘antiquus’（古代）相对……”[5]这里的脉络很清晰，“modern”源于拉丁文“modernus”（“现代的”），“modernus”则出自拉丁文“modo”这个日常时间概念（现在、此刻、当下）。正是这个“modo”构成了“现代”的起点。
（四）从“modo”到“现代”
无数个“modo”即“现在”汇成时间之流，如果当下的这个“现在”平淡无奇、毫无特征，就会瞬间湮灭在时间之流中。只有当“现在”产生某种令人瞩目的新质，才能从时间之流中脱颖而出。一个时代也是这样：庸常时代会被视为过去时代的延续，只有无数个“现在”产生的新质汇聚起来，形成足够规模和力度，这样形成的时代才会被看作新的时代并获得命名。拉丁文“modernus”出现之际，正是欧洲民族大迁徙、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全面确立的时代。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的’（modern）一词最早在5世纪晚期被使用，当时是为了将刚确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与之前的异教-罗马史区分开来。”他接着说：“‘现代性’这一表述的具体内容因时因地而异，但它所传达的总是一种时代意识：回溯古典的以往，从而将自身视为从旧到新的转折之结果。”[6]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查里曼大帝时期、2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代，都将自身看作“现代的”，就是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这样的新旧变迁。前引《新思想史词典》认为现代状态“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一旦某个时代产生的新质足以标志一个新的开端，这个时代就可以被称作“现代的”。“新”“新变”“新质”是“现代”的本质。
（五）无数的“新”产生瞬间感
那么，5世纪晚期、查里曼大帝时代以及2世纪的“现代”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而最终成了“中世纪”？这是因为没有源源不断的“新质”持续地出现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说，曾经推进历史的动力消失了，于是历史重新回到自我重复的停滞状态。但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新事物、新经验、新知识日新月异、连绵不断，历史开始提速，迄未停止。
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新的时代’（neueZeit）就是‘现代’（moderneZeit）。黑格尔的这种观念与同期英语‘moderntimes’以及法语‘tempsmodernes’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的，所指的都是大约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7]实际上，现在一般把黑格尔所说的“新的时代”称为“earlymodernperiod”（早期现代），它相当于“现代”的初级阶段，以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转折点，之后才是真正的“现代”。因为英国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法国大革命则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
9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主题的一系列变奏和交响：一方面是普遍的产业升级、城市化、人口激增以及新阶级的成长，另一方面是年革命、年革命、意大利独立、德国统一以及资产阶级政体的建立。年拿破仑执政府进行了法国首次人口普查，巴黎市总人口为人，到85年巴黎人口翻了一番。[9]大都市是各种“新”的汇聚之地—新的市政规划、建筑风尚、时装潮流、社交方式、报刊媒体、交通工具以及新的人，意味着过快的生活节奏，意味着繁忙和喧嚣。这就是“短暂、易逝、偶然”这种现代性体验出现的背景。9世纪中叶正是波德莱尔（82—年）活跃的时期，他见证了大都市人口的激增。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指出：“人群是抒情诗的一个新主题。”“他笔下的人群永远是大城市的人群，他笔下的巴黎永远是人满为患。”[0]在都市喧嚣的街道上、人流中，各种机缘、各种偶遇和各种可能的新变，一切都稍纵即逝、难以把捉、不可预见。时间加速了，人处于时间的急流中。时间加速的声音表象是喧嚣，“喧嚣”是波德莱尔笔下反复出现的诗歌意象：“熙熙攘攘的都市”（《七个老头子》），“穿过巴黎的熙熙攘攘的画面”（《小老太婆》），“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瞬间感源于碎片式的时间，时间的碎片需要一个支点才能连缀和整合起来，这个支点就是“未来”。
（六）未来与进步的信念
无数的“新”使时间加速，使未来高度不确定。哈贝马斯说：“现在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2]前半句话适用于所有时代：人总是依据对未来的预期来评估当下境况。传统社会也知道未来的重要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问题在于，传统社会的未来往往是确定的、封闭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员、信息、物资往来、传播和交易的流量及频率非常有限，新事物、新经验、新知识很难产生。“现在”是“过去”的重复，“未来”是“现在”的延长。古人当下淡泊宁静，是因为已有的经验、传统和教诲hold得住未来；而今人当下焦虑紧张，是因为已有的经验、传统和教诲hold不住未来。所以上引后半句只适用于现代：所谓“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意味着已有的经验把控不住未来，未来不确定，人们只能凭借理性积极筹划未来，使未来成为可稳定预期的前景，由此便产生了“进步的信念”。哈贝马斯说：“进步的观念不仅用来以世俗的方式呈现末世论的希望，并开启乌托邦的期待视野，而且借助目的论的历史构造，使未来不再成为不安之来源。”[3]所谓末世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是历史不断迈向终点，届时基督将第二次降临并拯救世界；所谓目的论指历史目的论，即认为历史有终极目标，历史本身是实现其终极目标的过程。因此上段引文的意思就是：进步的观念是世界必将终结这一末世论神学的世俗表达，未来成为希望之所在，不再以其不确定而使人忐忑不安。
综上，“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现代性的其他特征均可从这个内涵推导出来。而这个“新”，这个“makeitnew!”的冲动和追求背后，存在着一个人格化的载体，这就是资产阶级，它是现代性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支点。
▍现代性与资产阶级
阿诺德·汤因比是一位思想复杂而独特且具有神学维度的历史学家。他的0卷本巨作《历史研究》考察了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远东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等26个文明体的兴衰，包括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等，共3个部分。由于卷帙浩繁，后来通行于世的是英国学者索麦维尔（D.C.Somervell）节录的上下两卷缩写本。在第9部分“诸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中，汤因比写道：
考察我们刚刚描述过的诸文明的彼此交往，其中最有意义的结论就是：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的”（“modern”）转译为“中产阶级”（“middleclass”）即可获得更具体准确的含义。西方一旦产生一个能够作为社会的主导因素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它就成为“现代的”了。[4]
这是一段重要的论述。但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力量，历史就进入了现代？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汤因比没有进一步说明，本文尝试做一点解释。
（一）阶级特性
简言之，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级，它以“资本”定义自身，以追求“资本”无限增殖为目标，精于计算，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9世纪中期英国工会领导人托马斯·登宁有段话，经马克思引用后成为名句：“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00%的利润，它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这种愤激之辞，当然针对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恶行。因此以往一般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