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耗去我大约二个小时的时间医院历史的讲座，因为感兴趣，时间过得很快。弄得每天需要更新的博文，和华大例行的安全考试，都被我推到了一边。这个讲座主要是同济医学院英国校友会主办的，请医院的ThomasGillison医生的孙子WalfordGillison为医院的历史。Walford本人也是英国外科医生，现年86岁，医院出生，长到11岁才返回英国的。
同济英伦校友舒笛为我们展示了这张英国人医院奉献的名册，这可以说是英国医学界人士贡献中国医学的历史缩影，五角标志显示了在汉去世的英国人。参与创办协和的ThomasGillison于年抵达汉口，年在汉口去世，他在武汉三镇贡献了50多年。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纪立生，说一口地道汉腔的中文，他的儿子Keith也在协和行医多年，孙子Walford则出生医院。
有张照片显示，纪立生指导我的天门老乡ChaoCh‘iSun（孙兆祺）将医学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现代医学就是这样被引荐到中国的，惠及到亿万的中国民众。
Walford在周末谈到的就是英国教会的援华史，如果没有教会医院的创建和发展。这点与耶鲁的雅礼协会和洛克菲勒援助中国的计划还有所不同，虽然雅礼协会早期去中国的人士都有很强的宗教使命感。写出这些文字时,我必须说明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尊重历史的真相。
我们同济医学院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医院共同合并组成的。现在中南地区医院医院，医院。
同济深受德国风格的影响，当年德国的医学领先于英国，美国则只有派学生去欧洲留学的份。医院与医学院校本部连接在一起，我们自然以同济的德国渊源为骄傲。说句实话我医院的门开在哪里，对那里的归属感很淡。在医学院的时候，医院对我来说医院都不如，医院是医院，还有那些在“汉口租界”周围的难忘时光。
我现在己经在美国三十多年了，去德国是在美国工作与生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样使我处在一个矛盾的位置，我在同济时归于医学二系，我的见习是在医院，但是我对属于英美派系的汉口医院则不熟悉。
这次讲座改变了我以前的很多认知，整个同济医学院的历史应该加上医院的篇章。我开始将文章的题目定为“应该还汉口医院一点公道”，随着文章写作的深入，我将题目改成“英国人在汉口创办的医院”，我这样做是想给那些从上海来的德国流派的家伙们一点面子。我在会上提到上海同济在迁汉前所写的关于武汉医学的考察报告，他们把武汉医学说得那么低是历史性的误传，什么武汉连Appendicitis（阑尾炎）都做不好更是错误的。这些争议我以前时有所闻，这次从WalfordGillison的演讲中得到了证实。从他描述的手术看，他们当时就是世界水平，从眼科手术、肺结核的人工气胸到上下肢的假肢他们都能开展。
我系统研究过耶鲁在医学上的援华历史，也读了不少洛克菲勒将北京协和医学院办成世界水准的医学教育中心的历程。洛克菲勒财团当年向中国投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经费创办北京医院，为他们在海外的最大投资。因此我在讲座时专门问了Walford他们是否收到过洛克菲勒的钱，他一口就否定了。我觉得历史学家还应该去追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医学的渊源，他们都是协和派系，使用“Union”和“协和”这完全相同的英文和中文绝非偶然的事情。当时齐鲁医学院也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办的，还有华西协和。这些都需要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应该不难。洛克菲勒当时买北京协和时就是英国教会参与经营的协和，汉口的协和也是英国教会主导的。
我总的观感是，Gillison家族在英国教会里的影响力不够，甚至被抽调去山东齐鲁建医学院，在山东执行完任务五年后仍然惦记着返回汉口的医院。
汉口医院没有像北京协和、湘雅、齐鲁、中山和上海同济医学院那样发展成为医学教育中心，医院。从另一个测面说当时的汉口比湖南长沙开化得多，因为我问Walford中国普通百姓对西医的态度如何？他说西医当时非常受欢迎，医院的耶鲁毕业生给中国人看病时，当局是要求保安监视的，害怕“亡我之心不死”。汉口医院创办人杨格非在访问湖南时，差点被人打死。
思考为什么汉口医院失去了与英国的联系，而同济在改变开放后的-78年就派教授代表团去德国访问？这里可能有几层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当时医院的著名教授恐怕很少是直接在英国受训的，例如管汉屏教授是从美国回去的，王辨明教授拥有上海同济和美国背景，这与医院加上院本部的德国背景的影响力没法比。就是因为留英人数太少，对英国没有亲近感，我们在校时连协和是英国人办的都不知道。其次英国这个帝国的海外滥事太多，轮不上汉口协和。最后一层就在意识形态上，协和恐怕比同济更左倾，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至少从这次面对新冠时两院领导与上面互动的不同可以看出。这些原因或多或少地可以解释，为什么协和在与同济竞争时处于相对的劣势。同济要实在些，拥有德国人的传承。
与上面的议题相关，我们应该反向问个问题：为什么汉口协和保留它的建筑风貌的意思那么淡？北京医院和山东齐鲁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我都去过，他们都是美国建筑师遵重中国建筑风格设计的。内部结构融西洋建筑理念，外面则是古香古色的中式建筑，对我这个当时没有经过建筑艺术洗礼的年轻人来说，那种美感至今难忘。汉口协和早就没有这些了，只有将创办人杨格非（GriffithJohn）的塑像放在现代建筑中。
同济群里有些校友说英国向中国派的医生的水平不行，这纯粹是误解。Gillison家族的第二代，也就是Walford的父亲KeithGillison是FRCS,我查了为英伦几个地区外科协会的荣誉会员，应该是很优秀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当年也是派最优秀的人去中国广州或长沙，甚至因为传染病使有些医生和他们的配偶死在中国。记得以前读到从耶鲁毕业生带着新婚妻子，抵达中国后太太就染病去世了。当时美国教育是面向精英阶层的，那个年代能读耶鲁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贵族家庭。无论是耶鲁本科或医学院，当时都比现在还精英，他们拥有的就是宗教情怀很重的献身精神。这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耶鲁或美国其他医学院毕业生从湘雅和北京协和返美国后，也是担任美国重要职务的栋樑之才。
现在来说明我为什么将文章取名为“感恩英国传教士将现代医学传入中国”。首先我说出的是事实，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耶鲁校友没有去广州创办首医院的时候，在沒有英国传统士GriffithJohn和Gillison家族建立汉口医院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只有心、肾或肝这些名词，但是应用在这些器官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西方的传教士为我们带来了科学的新知。他们可以几代人贡献给中国人民，葬在中国。我们是一个尊重长者的社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强调感恩的民族，我很感动同济美国校友陆芸在WalfordGillison的演讲最后，向他表达了这层含义。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不断改进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对意大利这个我们在欧洲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我们总希望能有机会重返。如果我再次见到Tuscany（托斯卡纳）的小村庄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来自WH的人，我会深感愧疚。虽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自己的疾病有罪恶感，这是全世界通用的医学伦理学，但是武汉早期错过了太多步骤，万出来的人将病*传向了全世界，责任还是有的。我已经向包括阿肯森在内的美国人说了道歉，他说沒有必要，他是医生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意大利是对西方文明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与希腊齐辉，他们的现在的居民说从来沒有见过如此危情。我以后会在罗马的街区或佛罗伦萨的小酒吧里，对达芬奇、米克朗基罗和Raphael的后代们亲口说声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