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得花多少钱 http://www.kstejiao.com/回首二月，柏林电影节正处于国内疫情爆发之后，欧洲疫情初显端倪之前。如后来贾樟柯所写，大家“肩并肩坐在一起”，看电影，听讲座，好不尽兴。
彼时贾樟柯与霍猛导演在“传承中”的对谈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前辈与年轻人，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过去的羁绊与未来的展望，从不彼此对立，而在相互映照中传承，延续。
以下文字整理了年柏林电影节70周年大师专场：贾樟柯对谈青年导演霍猛讲座实录。
整个世界处在剧变里，年轻人寻求新的电影表达
——70届柏林电影节：贾樟柯对谈霍猛
编辑：笑意
整理：抛开书本编辑部
主持人：贾樟柯先生除了导演的身份，也是一名制片人，同时也是平遥国际影展的创始人。在座的许多观众也对贾樟柯制片的电影比较熟悉，好几部都在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展映，今年也有一部《平静》。你是否可以谈谈你是怎样开始为新人导演做制片的？
贾樟柯：大家好。首先谢谢大家来到今天这个讨论，同时也很高兴能和霍猛一起来聊一聊电影。
我自己是年拍出了第一部长片《小武》，之后第二年有幸来到柏林国际电影展。当初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我还没有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完全是用独立制片的方法。特别是资金，除了一个同样是年轻人创办的香港公司提供的一些资金之外，主要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筹钱给我拍电影。就在我电影起步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帮助。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当时去柯达公司订胶片，因为拍不起35mm，太贵了，我们决定拍16mm。那时候胶片要预订，我们跟柯达公司预定胶片是2:1的比例，预计这个片是90分钟的话，那我们要买的胶片是可以拍分钟。
我们去提取胶片的时候，那个经理一直以为我们是要拍短片。
他听说我们是要拍长片的时候非常惊讶，然后他自己掏钱送给我5本胶片，大概可以多拍50分钟。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因为这就是当我们把电影视为一个正义的、严肃的时期之后，其实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当我自己拍出第二、第三部电影，逐渐地在电影工业里有更多人能够支持我的时候，这时候发现很多年轻导演也需要帮助。
我当制片人拍的第一个影片，是韩杰导演的《赖小子》()。这部影片当时他写出了剧本，就给我看了，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它是关于中国小城市年轻人的故事，但是没有钱拍。我自己那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有一个优势，我在中国做演讲挺受欢迎的，然后跟我合作的制片人就说，你现在要当制片人，那你要投资人家拍电影，你得去赚钱，要不我帮你去联系一些演讲吧。我大概在全国做了三十多次演讲，每次演讲有一些收入，我们用这个钱来拍了这部电影。
办法总是有的，之后就一年一部两部，我们有多部影片来到了（柏林）论坛（单元），包括张撼依导演的《枝繁叶茂》()，今年宋方的《平静》。做这些工作让我觉得有机会跟年轻一代的中国导演来合作，来感受他们的电影语言，电影方法。
我觉得中国社会，或者说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一个剧变里面，年轻人他们对这种变化、变革是非常敏感的，他们能捕捉到现实中新的东西。他们总要寻求一些新的电影语言来表达他们感受到的新鲜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是双层的新鲜，一个是他们观察到的社会、人，一个是他们因为要反映这种新的情况而采取的新的电影方法。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张撼依的《枝繁叶茂》，那部影片在讲中国社会，因为城市化，农村就基本没有年轻人，讲一个搬迁搬空了的村庄。它跟我们的电影方法不一样，用了“鬼片”的方法，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有一部小说叫《聊斋志异》，都是讲鬼的故事。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剧本在当代中国用一个鬼的视点讲一个已经去世的女性。鬼魂想回到村庄，因为他们村庄已经搬空，她想把门口的一棵树挪到她的坟前，所以这个鬼魂就去找很多在世的人。
整个剧作结果让我十分兴奋，因为它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有敏感的捕捉，有很好的社会的内容，同时电影的方法借用了类型片的方法，借用了恐怖片、鬼怪片的方法，从这个视点，很准确、很深刻地来反映她的观察。
我觉得我跟她合作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一次来到论坛单元的《平静》，是我跟宋方导演合作的第二部影片。第一部影片（《记忆望着我》()）是拍她的家庭，拍一个女性眼中的家庭生活。那部电影整个剧作结构和视觉结构非常吸引我。
在中国过去有一种电影，叫做客厅电影，就是电影的摄影机不离开房间，不离开他们的房屋。她把三十年代中国这样一个电影方法用来拍当下，讲一个女儿跟她的父母之间的日常生活，这个电影方法我觉得特别好。
今年在论坛首映的《平静》，也非常让我感动。它在讲一个女性怎么样度过她最艰难的情感时刻，怎么样重组自己，重新出发，怎么度过情感的困惑。整个影片有一种非常客观的观察式的拍摄，她在感受树叶、光线、风，内在有我觉得只有女性导演才能捕捉到的非常细腻的情感变化。
我觉得确实我本人很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当你有机会跟年轻人一起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艺术还是源源不断的有新的创造，让我们对这个媒介充满了信心。对于我一个已经从事了22年电影工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鼓舞。
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有一种个人的局限性。我自己体力精力再旺盛，一年也可能只能够跟一两个导演来合作，因为我自己还要拍电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应该创造一种机制，创造一种平台，然后让平台来发生作用。
我们就想到了在我老家山西一个古老的城市平遥，因为这个城市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的一个城市，它是联合国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在那样一个古老的空间，同时又是中国中国社会最基层最普通的一个地方，我们决定举办一个国际电影展，然后通过电影展，让更多的年轻导演能够被人了解。而且不仅是中国年轻导演，还有世界的年轻导演。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马上会举办第四届。
我觉得当这个平台高速运转以后，它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因为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工作。我们衔接起了年轻导演跟电影的工业，跟投资人、发行商、媒体的这种关联。
我本人也是得益于国际电影节。因为我拍完《小武》之后，其实有很长的时间，不知道这个电影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独立制片，当时这个影片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在中国不能放映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首先是审查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你采取一种新的美学态度去拍摄电影的时候，市场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你。
因为可能对于当时电影的语言环境来说，你可能是一个闯入者，一个让人一下不能适应的新的电影，所以困难蛮多的。
当时我就寄了一个VHS录像带试试运气，寄到了柏林电影节的论坛，然后很有幸就被穆里奇·盖洛先生还有艾瑞卡他们看到，收到了柏林的邀请。对柏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带着电影来到这儿，结果在柏林电影展就获得了发行。
通过论坛看了电影之后，第一家发行公司是法国的发行公司，他们决定在法国发行这部电影，之后有很多的发行商、媒体的
